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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的成功并不神秘。寿光市市长赵绪春说，这里有个发展思路问题。如果认为农业可以慢一点发展、缓一点发展，把农业和工业对立起来看，可能农业大县就会把农业优势丢了，而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工业基础、商业基础也不牢靠。

　　寿光摆脱了这种思路。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说，寿光对农业的重视很朴实，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寿光很大的精力就放在整治河道、改良土壤上。寿光北部沿海是盐碱地，从1950年开始，寿光每年发动群众引黄灌碱，并修建起29公里长的防碱坝。羊口盐场是一家国有盐场，46岁的盐工王国兴指着远处的围堤告诉记者，听老盐工说，羊口盐场那条围堤最早就是1958年开始建的，50多公里，“当年可不容易”。

　　李秀欣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寿光同样是以粮为纲，单一抓粮食，但土质并不适合大田作物，全县粮食总产一直徘徊在6亿斤左右，农村集体总收入不到1亿元。1978年后，寿光开始调整种植业结构，1984年全市粮经作物比由原来的8：2调整到6：4，蔬菜种植面积由1979年的8.9万亩增加到1984年的18.4万亩。这一调整，就有了蔬菜的逐渐富余，就有了80年代早期的“马路菜场”，就有了寿光蔬菜这块金字招牌在市场上的淘洗磨砺。

　　不过，寿光人并不认为在农业问题上有先知先觉。“伯祥书记”分析，真要说意识到优先发展农业，当时还没有认识得这么深、这么远、这么透，但在实际工作中，寿光有这种自觉，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农情、寿光县情的路。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县，大多数人都在农村，“不搞好这个基础，其他事情也办不好”。

　　这种朴素的重农情怀，在时间和实践的洗礼中，渐渐深入到寿光田间地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对寿光人更是一种巨大鼓舞和激励。

　　在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园区，记者真切体会到农业这个“重中之重”的分量。田柳镇位于寿光中部偏北，10万亩耕地中，有4万亩蔬菜。当地自然条件并不太好，2018年洪水中很多大棚遭到水毁。田柳镇党委书记王桂芝调任不久，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变一变这种靠天吃饭的行情，“让现代农业的阳光，照进田柳大棚”。

　　3月26日下午，阳光满满地洒下来，在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区，一排高大的蔬菜大棚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走进一间靠路边的大棚，满园绿色的藤架上挂满西红柿，大棚很长，比普通大棚高，感觉更敞亮舒服。这间大棚的主人——44岁的王张波，也是崔家庄村民。他告诉我们，大棚200米长，最高处7米多，水肥一体化设备，比他自家大棚可强多了。

　　不过这大棚不是他自己建的，是从园区租的，每年租金3.5万元，一次签5年租约。“自己可建不了，这棚得50万元才建得起。”他说，园区里农资超市、检测中心、蔬菜交易市场都是配套的，种子、技术也不用操心，自己负责打理就行。家里的老棚子一年能收六七万元，新大棚一年能收20万元左右，“我是拎包进来，好多人想进来，还进不来呢”。

　　现代化大棚建起来并不容易。田柳镇耕地土质不好，大田作物产量不高。王桂芝说，通过摸底调查，觉得建现代农业园区对农民的影响力和指导性更直接，“工业园区有利于集约化，农业也可以搞园区嘛”。他们引进了金投农业有限公司，选择土质相对贫瘠的3个村1500亩连片土地，以每亩960元年租金与农民签订15年流转合同。公司按统一标准建好大棚，再返租给村民，实行一体经营，既解决了村民建大棚的困难，也有效增加村民收入。

　　对农业的重视，带来了“新老农人”的全方位提升。在三元朱村，28岁的新农民王聪回村种蔬菜才两年，已经有3个大棚。记者走进大棚时，这个两年前从未种过菜的“农二代”，正在捡拾地上的蔫黄瓜。他弄的是苦瓜黄瓜套种，此时正值黄瓜下架，翠绿的苦瓜已经挂满秧架，“我也是半个技术员啦”。

　　稻田镇崔岭西村的崔江元，率先搞起了物联网，棚里的温度、通风、洒水、卷帘，手机上就能搞定。他打开手机给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演示的时候，腰上的一串车钥匙叮当作响。村党支部书记崔玉禄说，崔江元家小汽车、农用车就有3台，不过他家在村里也就中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