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健康报移动版

　　形象改变了，产业在哪里？三元朱村地势南高北低，东、南、西三面分布着几个土层贫瘠的埠岭，种粮不收、种菜不长。党支部决定从这里开始挖穷根。1979年，王乐义请来山东农学院教授李政艺，就在埠岭上召开村民现场会。李教授说，那是第一次有农民来请他上课，他二话不说就来了，与村党支部一起做出“东岭苹果西岭桃、南岭山楂带葡萄”的种植规划。此后，党支部带头，春夏苦干。3年下来，过去光秃秃的埠岭成了“花果山”，村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此时，王乐义知道，与其他村相比，三元朱村算比较好了，“但没有长久的产业，终究不行”。寿光当地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也有人建“土棚子”冬天种菜，烧煤，温度低，收获没有保障，起色不大。能不能在大棚上做文章呢？自1986年，王乐义开始连续几个冬天带队外出考察蔬菜大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天寒地冻的时节见到了顶花带刺的新黄瓜，这可是了不得的东西。王乐义刨根问底，知道了辽宁大连瓦房店的蔬菜大棚里出这个东西。说干就干，苦苦寻找中的王乐义闻到了黄瓜的清香。

　　“今天的北方，冬暖式蔬菜大棚习以为常了，在当年可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多年之后，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干部信俊仁回忆三元朱村建大棚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信俊仁长期跟踪蔬菜产业，1985年至1990年正好在三元朱村驻村，对当地蔬菜大棚的前世今生再熟悉不过。

　　他说，当年三元朱村要搞冬暖式大棚，至少有六道难关：第一关，拜师难，到哪里去找师傅啊；第二关，谁来种，农民种大田习惯了，不见到果子不会轻易干；第三关，土地难，人多地少，谁愿意拿地来干从没干过的事；第四关，资金难，当时一个大棚6000元，刚吃饱饭的农民谁能拿得出；第五关，大棚建设难，新大棚以往没干过，不会建，也没工具；第六关，管理难，外面气候变化大，里面种植要技术，都不会。

　　王乐义没有被这些难关难住。找师傅，他去瓦房店三顾茅庐；没人干，全村17个党员干部带头干；没有钱，自筹不足的部分他出面贷款；建大棚难，拉钢丝的紧线机，县邮电局有，人家不用时他去借，要用时赶紧还回去。就这样，硬是在1989年8月挖地建棚，当年收获，一棚子绿生生的黄瓜，一斤卖到10元，17个大棚干部个个都成了致富带头人。

　　三元朱村开先河，大棚起来了，赚钱了，学的人也多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王乐义此时做了两件事，一是村里17个党员干部在村里分片包干，教村民搞大棚蔬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二是与瓦房店请来的大棚师傅韩永山一起跑全县教村民种大棚，“这可是伯祥书记抓的，一个村富了不叫富，得大家都富才行”。县里专门成立了蔬菜推广办公室，给了他一台吉普车，到各乡镇教建大棚。“全县34个乡镇，除沿海几个乡镇，我跑了27个乡镇，有时候一天就跑11个乡镇。”当年，寿光县新建大棚5130个。

　　就这样，我国北方冬季普遍存在的吃菜难问题，起于三元朱村，成于寿光市，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率先攻坚中，悄然化解。

　　攻破了大棚难题的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寿光，在我的身边，有一个战斗的群体。”王乐义说。

　　崔玉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226户村民同样靠大棚蔬菜为生，不过蔬菜主要出口俄罗斯。记者进村那天，村民崔江元早上才摘了500斤西红柿卖给村里合作社。他随手摘下1个红彤彤的西红柿放在记者手里，一咬，满口鲜嫩，感觉皮稍厚点。他说，这是专供出口的厚皮西红柿。

　　崔岭西村的蔬菜出口，是党支部书记崔玉禄的功劳。崔玉禄今年57岁，2002年当选村委会主任前当过外贸经纪人，2007年担任党支部书记。他说自己的座右铭就是“把公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村里就没有办不好的事”。而经纪人的眼光和头脑，使他在产业致富上比别人多了些办法。2018年，崔岭西村集体经济收入360万元，人均纯收入2.8万元，连续保持稻田镇“首富”。

　　在洛城街道黄家庄村，刚从大棚回到自家楼房的村民韦孝忠告诉记者，村里能像现在这样好，“得亏有了一位好带头人”。他说的好带头人，是2014年上任的党支部书记黄春海。黄春海上任后，分门别类地解决产业发展与村庄环境整治，几年下来黄家庄村就成为文明富裕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