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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寿光，更多的党支部书记像一群屹立在乡村田野的“堡垒”，像一只只高飞的“领头雁”，带领全市975个行政村的村民，一村一品，共兴产业，共同富裕，使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249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00多元。

寿光现代化蔬菜大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摄

　　县委书记与县域经济

　　一棚蔬菜，从三元朱村出发，点亮的，不仅是王乐义和村民们的目光，也让时任县委书记的王伯祥兴奋不已。“你们的黄瓜，一斤至少能卖10元。”最先说出这话的，就是王伯祥。“我为什么关心蔬菜，蔬菜能解决农民的大问题啊，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在王伯祥眼中，蔬菜是突破口，突破它，就能打开县域经济一片天。而这，正是县委书记的职责所在。郡县为基，千百年来，县域的治理和发展，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版图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伊始，县域经济治理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也是全国2000多个县区未曾间断的实践课题。

　　如何做好这道课题，寿光人一直在探索。

　　上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干旱，不解决好水的问题，“吃饱肚子”就成问题。对寿光来说，这道考验很严峻。新中国成立初期，寿光一些地方利用土井取水，但土井效率不高。50年代中期，河南省发明的平地打井法启发了寿光打井创始人黄继约。经过多次探索，黄继约找到了新的打井方法——砖管机井。很快，寿光县委组织专业打井队，当年打出300多眼砖管机井，随后逐年打出3000多口机井，缓解了全县120万亩农田用水困难。

　　寿光没有丰富的资源，自然条件并不太好，经济总量曾长期靠后，怎么发展？“这就看你心中有没有党、有没有民、有没有责？”寿光市委书记林红玉说，县域经济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县委的决策、举措对县域经济的指导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寿光能率先发展起来，关键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县委、一位强有力的班长，有王伯祥这样优秀的“一线总指挥”率先把这份责任扛了起来，激励全县人民接续努力，才有了寿光的持续向前。

　　3月24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见到了这位当年的优秀“一线总指挥”。“那时候太穷，老百姓都没有钱啊，寿光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县委书记就是要带领大家解决这个困难的。”谈到当年的寿光经济，已经75岁的王伯祥仿佛又回到当年，“1986年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上因势利导抓蔬菜市场，典型引路，工商业抓带头能人，共同促进，不要一腿长一腿短”。老人很郑重地说。

　　从哪里抓起？王伯祥说，寿光农民素有种菜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寿光西面有油田，工人得吃菜，农民就把菜摆到公路边卖，形成马路菜场。可生意好，公路也堵了，有时候一堵两三个小时，周围的老百姓颇有微词。“不让卖菜不行，堵塞交通也不行。”王伯祥让人去调查，结论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划出地方专门做市场。

　　这时候，位于路口的九巷村党支部书记夏红升主动表示愿意拿地建市场。于是，1985年，后来名声鼎沸的九巷蔬菜市场浮出水面。刚开始10多亩地，其后每年扩大一点，直至2009年因为地域狭小让位于新的专业市场。

　　九巷市场，见证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轫成长，也成就了寿光蔬菜的“少年”时期。“我的功劳就是在最初没有把马路市场撵走，而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建了这个市场。”王伯祥刻意回避自己的作用。

　　但寿光人心中有数。“假使当初关闭了这个市场，寿光蔬菜的命运就难以想象了。”寿光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卢立男在发展改革系统工作了31年，对寿光的变化如数家珍。他说，正是蔬菜市场的建立和逐步规范，菜农有了更大的希望，才会有源头对冬暖式大棚的探索，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蔬菜链条中来，也才会有“中国蔬菜之乡”今天的成就，“县委一把手对县域经济的作用太重要了”。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早晨，生动地印证了县委书记的这一作用。在这家总投资26亿元的亚洲最大蔬菜市场，每天凌晨2点，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交易商已络绎不绝，蔚为大观。

　　3月25日早上6时，22岁的临沂“菜二代”王瑞金，已经卖出满满一车花菜，25吨，当天的价格每斤1.8元。每年11月至次年5月的“花菜季”，王瑞金都会待在地利物流园，5月过后到上海市场经销花菜。在上海，他和父亲一起租了6000亩蔬菜基地。他指着周边的“菜友们”说，很多人都像他这样，前面销售、后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