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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4月21日，《新社会》第十八期，刊出瞿秋白《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两文。前者歌颂劳工神圣。后文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社会之社会化》，批判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泛劳动主义，主张“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他赞扬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这时，李大钊等在北大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他说：“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吧？)，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4月11日至5月1日，为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新社会》接连编印三期“劳动号”，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查封。瞿秋白回忆：

　　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

　　——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

　　1920年秋，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邀请，准备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到苏俄采访。10月18日夜，瞿秋白踏上漫长的赴俄旅程。这一天，他写信赋诗答谢京中友人，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号里。”

　　21岁的瞿秋白，此时以其拥有敏捷的思维，优美的文笔，流利的俄语，坚定的意志以及永不枯竭的求知欲望，而充满自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只蜜蜂，而当蜂蜜酿成时，定会有益于再造中华。

　　其实，俄国遭遇内忧外患，战乱不止，民生凋敝，号称“饿乡”。亲友劝阻，不愿瞿秋白陷入“穷党”治下的绝地。瞿秋白力排众议，认定那里似乎有使人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宁死亦当一行”。

　　1921年1月25日晚11点，列车驶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他写道：“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自称“东方稚儿”的瞿秋白，怀抱寻觅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他人生的新篇章。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1920年冬

　　□陈铁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瞿秋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