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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冬，五四运动爆发一年半之后，瞿秋白在赴俄途中滞留哈尔滨50天，期间他写下系列随笔《饿乡纪程》，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1919年5月的学生爱国运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直到15年后的1935年5月，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获，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临终遗言《多余的话》时，才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俄文专修馆同学推举为学生总代表(另一总代表是耿济之)，“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政治运动”，依然笼统含蓄，没有细节，缺少实象。其实，五四之于瞿秋白，是重要的思想转折点，他从枯寂中逐渐苏醒，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成长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

　　与瞿秋白本人在记叙五四经历时的“笼统含蓄”不同，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郑振铎，回忆五四当年的情景，道出瞿秋白何以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并充当“谋主”的情形。

　　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时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

　　郑振铎1917年秋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校址虽在西城李阁老胡同，却住在东城，经常到东单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看书，便与在东总布胡同的俄文专修馆同学相识，瞿秋白、耿济之等就是在那里与郑振铎成为朋友。

　　5月4日那天，郑振铎并未到天安门加入游行队伍。他在赵家楼附近的住处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蓝布大褂的学生。(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学生》，1946年5月号)

　　瞿秋白这天是否参加天安门集会、游行，至今未见相关史料。参加当天集会、游行的十三所专科以上学校中，未见俄文专修馆。郑振铎也是第二天看报，才知道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事。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代表会议，决定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起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并与中等以上各校联系。这时，俄文专修馆学生会便正式加入学生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与耿济之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成为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郑振铎作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参加北京学联。学联本部设在北京大学理科马神庙校舍，下设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负责讨论决策事宜，每校选出两人担任评议员。干事部负责执行，委托北京大学干事会代理。

　　北京学联宣告：“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为宗旨”，“国权一日不复，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5月19日，学联宣布全市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21日，中学生一律参加罢课。面对北洋政府的威胁和劝诱，学生不为所动，“仍坚持非惩办卖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晨报》，1919年5月23日)。总罢市期间，学联组织学生进行下列活动：每天数百人上街讲演，初在城区，逐渐扩及农村、工厂，以至旅客列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北京学生总罢课，影响所及，山东、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杭州等地学生纷纷响应。

　　十余天后，北洋政府连续出动军警大肆逮捕上街演讲的学生900人，拘押在北河沿、马神庙等北大校舍。逮捕行动震惊全国，其结果却与北洋政府预料的完全相反，不仅未能把学生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怒全国民众，掀起更大风暴。上海学界、商界先后罢课、罢工，到6月5日，上海纱厂、书局、码头及部分铁路工人开始罢工，规模日益扩大。

　　上海的“三罢”斗争，引发全国爱国风潮进一步扩展。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5日当晚，下令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军警撤离后，被捕学生没有马上离去。他们扣留七名警察，留下两个帐篷，作为揭露当局摧残民权的人证物证。6月6日，北京学联通电全国，严厉谴责“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视人道，……皆政府纵使之”，要求政府处置军警，呼吁同学“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1919年6月8日)

　　在京城形势严峻的时刻，瞿秋白、郑振铎等始终坚持斗争，毫无畏惧，机警应对当局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