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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跟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

　　——郑振铎《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大转折，在瞿秋白一生中也是一大拐点。在此之前，是他人生的“枯寂”期，此后则是他思想“变动”期的开端。

　　枯寂苦闷中的思索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城内大运河畔青果巷八桂堂的天香楼。常州号称财富之区、人文渊薮。瞿家是书香门第，代代有官，八桂堂是他叔祖父瞿赓甫(时任湖北布政使)的豪宅，由他父亲瞿世玮代管。世玮喜画，好黄老之学，母亲金衡玉是名门闺秀，知书文诗词。受父母教诲，少年秋白喜爱文史、诗词、书画、篆刻、音乐，刻苦读书。五岁入私塾，学习古文经典。随后入常州冠英小学、常州府中学堂，接受欧化教育，课余读维新和革命书刊，吸纳新知识，接触新思想，中西兼收，新旧并蓄，开始追求“名士化”，做文学少年。辛亥革命爆发，曾经令他一度兴奋，说是“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袁世凯恶政，使他愤慨，竟在十月十日国庆日挂起书写“国丧”的白纸灯笼。这一年，他只有13岁。

　　不久，家道中落，迁居数次，最后住进瞿氏宗祠，以典当旧物维持生计。16岁，瞿秋白即将中学毕业，却因家中债台高筑，无物可当，不能交学费而辍学。1916年春节，母亲自杀后，全家离散。瞿秋白到无锡一座小学教书糊口，自感“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瞿秋白《饿乡纪程》)半年后，他辞去无锡教职，回常州孤居数月，就去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以解决生活和求学问题。他先是考取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因不满师资低下而放弃。

　　1917年春节，瞿秋白到黄陂姑父周家，见表兄周钧量(君亮)。钧量在家塾执教，瞿秋白常在书柜前，选读《老子》《庄子》、“四史”和通鉴。晚上，在卧室油灯下，常常读书到深夜。得钧量帮助，瞿秋白诗词研究更深一层。两人不时议论人生、社会和政治，同时津津乐道佛学。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居寂静安乐境界)，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涉世以来，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因而产生探索佛学的兴趣，开始读《成唯识论》《大知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用心研读佛学，试图用它来解读人生的纷扰、哀伤、困惑和怀疑。

　　1917年暮春，瞿秋白离开黄陂回到武汉，适逢纯白调离武汉到北京就职，他便跟随堂兄北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羊皮胡同纯白家中。江南河北，风光迥异，故都的风情对这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觉得新鲜。看遍古迹名胜，查考史志典籍，所得印象不过是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脉络，却少给人以振奋飞扬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要考北京大学，可是学膳费用太高，堂兄无力供他上学。遂依堂兄之意，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能录取。瞿秋白有时去北京大学旁听，更多时间是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实在难过。暑期过后，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文部立俄文专修馆去学俄文。入学后，他刻苦学习，强记博闻，广泛涉猎，每天读书至深夜。在校每考必前两名，他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油印传观，名遍全校，无人不知。除完成规定功课外，他还自修英文、法文、哲学社会科学。堂兄在一个法文补习班兼课，瞿秋白课余随班学法文三个月，其水平竟超过补习班听课的正式学员。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角逐，对外丧权，对内征敛，尽管也会摆出些许共和民主姿态，却丑相毕露。寄人篱下的生活，恶浊政治的冲击，催促瞿秋白心灵早熟和敏感。他最初的反抗，是冷漠和避世。试图解析人生，摆脱苦闷，却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的思想资料。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

　　——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