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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此时受到多方面思想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这个青年学子正在形成的人生观。他之亲近佛学，是为其哲理思辨和人生之道所吸引，想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大乘佛教以利他为宗旨，宣称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身才能由菩萨位进至佛位。瞿秋白拂去其迷信色彩，接受其引领众生向善精神，致力于“使佛教人间化”的理想成为现实。

　　这种思索固然可贵，但是它对政治黑暗、社会恶浊的现实，不可能有丝毫触动，思索者仍然无法排遣心灵的苦闷。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写于十九岁的诗，是他前期所写几百首旧体诗中仅存的几首之一，自云诗中有“忏悔贵族”的“颓唐气息”。雪意清冷，心境凄凉，却以酒抗浊，折梅驱邪，怅惘与清高共存，更显枯寂中的不安，而不安恰恰蕴含未来的突变。

　　憧憬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就其远因而言，是中国近代种种改良革命运动的总汇合；就其近因而言，是以《新青年》为中心，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主持的北京大学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鼓吹民主科学精神诱发的思想大变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救亡，两者相承而不对立。爱国救亡是思想启蒙的必然伸延和最佳境界，由启蒙而救亡，因救亡更深化启蒙。启蒙的敌人，一是民众的愚昧，一是当权者的专制。启蒙就是高扬民主，铲除专制，倡导科学，拒绝愚昧。

　　五四运动后，启蒙思潮“起翻天巨浪，摇荡全中国”(瞿秋白语)，百家竞起，异说争鸣。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语言、哲学，交锋论战，不可遏止。外来思潮如民主主义、空想主义、新村主义，一齐涌入中国思想界。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较深，自认在五四运动时还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后来虽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也是朦胧的。

　　1919年夏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准备以其附属的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做编辑。这就是同年11月1日创刊的《新社会》旬刊。瞿秋白为《新社会》写作甚勤，他在杂志刊发的第一篇文章《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呼吁人们以世界的历史的眼光，用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去适应世界潮流；通过启蒙和普及教育，改造落后愚昧的国民性，建设新社会的基础。随后又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的六项措施：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

　　原来在11月上旬，郑振铎、耿济之带着《新社会》创刊号到箭杆胡同面见陈独秀，征询对刊物的意见。陈独秀希望把《新社会》办成通俗刊物，给劳动者和商界人士灌输新知识。瞿秋白这篇文章就是参照陈独秀的意见，加以引申和发挥的。此文还指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两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问得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这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狂人日记》的启示。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引领者们如陈独秀、鲁迅等对瞿秋白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12月1日，《新社会》第四期，刊出瞿秋白《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21日，又刊出他的《知识是赃物》一文，说“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出来的罪恶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新社会》第六期)瞿秋白还在《新社会》和其他报刊写过妇女问题、文化运动、新村运动及反对轻率自杀等文章，同时译介果戈理、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作家、诗人的作品。他此时的思想很杂，从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样样皆有，时而温和，时而过激，但都难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不过，瞿秋白对于俄国文学的译介，对社会思潮的反思，已经使他由原来沉迷写作旧体诗词以排遣个人心灵苦闷，转而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关注；由对个人的思虑，转向对大众的思考，希望深入研究俄国文学、文化，追寻俄国1917年革命巨变的远因，从而向往俄国之行，似乎在这里悄然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