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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舟：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我们面对的对象也越来越复杂，有些对象很难简单地套用《威尼斯宪章》，比如说那些仍然保持着原有功能的居住建筑，除了保护文物的原则之外还必须考虑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比如在故宫的维修和到一个某某村落里的那个民居去做维修，方法一定会有差别。村里头的老百姓还在用的建筑，保护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居住在里面的人生活的改善。故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样我们有很多村落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在维修的时候，需要针对这些不同的对象来确定你的保护方法。在针对不同对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或者怎么样去丰富、发展《威尼斯宪章》的原则，然后形成中国自己面对各种各样不同对象的时候的对策，就是今天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要建立的基于中国的文物对象基本情况和特点的保护原则和方法了。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吕舟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圆明园学会副理事长，是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也是国际文化遗产领域最重要的奖项ICCROM Award的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