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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家人想自己擦，不到100元买了个擦玻璃器，没想到费了半天劲，玻璃没擦好，机器和纱窗都弄坏了。60多岁的人折腾了半天，最终花了6000元换了坏掉的纱窗。

　　“得包容，各种各样的理念都有。我在这儿好几年，磨了自己的性子。”姚惠荣说。

　　去年这个时候，几位当初牵头的人，包括孟凡贵，一起去辽宁卫视参加了一档节目，聊抱团享老的事儿。主持人是梁宏达，私底下同他们聊天，问姚惠荣：“老同志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哪儿那么容易抱团？不会互掐吗？不会打着打着就散了吗？”

　　姚惠荣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这个您跟孟老师说吧。”

　　等节目开始，聊到后面，梁宏达也忍不住说：“我40岁，现在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就在议论，将来我们老了怎么办？是不是在海南也买个房子，住在一起养老”。

　　“他算是认同我们的观点了。”姚惠荣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北大荒与北京

　　50年前的8月，北京知青陆续出发，前往北大荒。当时的北京南站还叫永定门火车站，平均年龄16岁的年轻人塞满了一列又一列火车，每人都得到了一身军装。

　　起初，大家“都很高兴，打闹成一片”，火车出发那一刻，有人开始哭。车开了一阵之后，年轻人又推搡着热闹起来了。“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不懂这一去，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50年前的往事，老人一回忆就停不下来。

　　姚惠荣记得，兵团的孩子下乡一年多刚有了探亲假，有战友从北京带了绿豆糕回去。

　　一个宿舍住37人，睡大通铺，姚惠荣用双手反复比划“每人80厘米”，褥子都得窝着。炕后边有长长的木架子钉在墙上，搁着各自的东西。半夜，有个战友摸黑拿肥皂，切成小块的肥皂掉落在炕上。绿豆糕的主人睡得正迷糊，拿起来就咬了一口，惊醒了，起来站在门斗前漱口。

　　“肥皂是因为舍不得用，才切成小块，像绿豆糕似的。绿豆糕也是舍不得吃，才藏在上面。”乐了一会儿，姚惠荣又感慨。“摸着黑，是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太大了，根本不敢开灯。三件事儿赶一块儿了。”

　　知青记忆里的北大荒，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比他们后来再回去感受到的要冷得多。胸腔里的热气钻出鼻孔，喷在北大荒寒冬的空气里，蕴出一片白雾。

　　16岁的姚惠荣平时穿37码的鞋，在北大荒换成了41码，鞋里塞满乌拉草做的袜子才能抗冻。

　　她坐的那趟列车是1969年8月14日出发的，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向着北方那片黑土地而去，8月16日开到了黑龙江。他们原本要去的是黑河的最北边，前方下暴雨，铁路塌方了，就地下车，前往北安市赵光镇，在赵光农场住下了。赵光，是一位烈士的名字。

　　“幸好当初没打仗，不然都得上战场。”姚惠荣说，语气里带着几分庆幸。

　　宿舍里挤得满满当当，左右两边都是炕，仍然住不下这些孩子。东北林木多，砍来厚厚的木材在炕上加一层板子，又能睡下一排人。姚惠荣睡在下铺，上面的人一翻身，木板嘎吱嘎吱响，不断有木头渣子掉在她脸上。

　　“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个睡在上面的，早起四五点，怕冷不想出被窝又想上厕所，憋不住，在上面就尿了。”

　　她饶有兴致地描述记忆里的事，比如兵团组织歌咏比赛，参赛的女孩把东北最常见的红花绿叶被面裹在身上当裙子，唱一半被面掉了，没捡起来就羞着跑了。比如男生的合唱团，用钢笔当指挥棒，甩着甩着甩出了墨水，前排人的脸都甩花了。

　　那次比赛女知青拿的奖多，男知青不服，半夜在宿舍里唱歌，脸盆水缸敲敲打打，把对面营里的女兵吵得睡不成。第二天去食堂打饭时，女知青又乐了。男生的铁饭盒、搪瓷杯子，被敲得瘪了漏了。脸盆接了水，盆底就像花洒。

　　兵团是部队编制，姚惠荣在后勤食堂工作，7个人要管连队好几百人的饭。一个豆制品过敏的上海知青让她印象深刻。那小伙子叫李久胜，每次打饭都不吃豆制品。大豆是那时东北常见的粮食作物，姚惠荣并不知道过敏的严重性，还以为这人挑食不好伺候，故意往他的馒头里掺了点儿豆粉。

　　“这个坏主意是我出的，那时候真是不懂事。”姚惠荣感慨。

　　李久胜中午吃了豆粉馒头，下午就去看急诊了，上吐下泻。等李久胜回来，直接去食堂找姚惠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