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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新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苏联当代文学时的独立意识已大大加强，王蒙曾指出：“不能够说苏联的作品都写得很好，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艾特玛托夫太重视和忠于他的主题了，他的主题那么鲜明，那么人道，那么高尚，他要表达的苏维埃人的高尚情操、苏维埃式的人道主义、苏维埃式的对爱情、友谊、理想、道德的歌颂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他，使他没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1990年代

　　俄经典名著再度繁荣、被重译

　　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历经一个世纪风雨的中俄(苏)文学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最表层的现象是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和近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量的锐减，这里除了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而受到制约外，读者兴趣的转移(不单单对苏俄文学)也许是更直接的原因。

　　与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量锐减的状况相反，因不受版权制约和有名著效应，俄国经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在这一阶段却再度繁荣起来，大量的名著被重译。应该说重译并非坏事，名著出版的繁荣亦是可喜的现象，只是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继80年代中国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以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推出多位俄苏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如《普希金文集》《莱蒙托夫全集》《果戈理全集》《涅克拉索夫文集》《屠格涅夫全集》等。就单个作家而言，也可以见到这种繁荣景象，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普希金的集子，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10卷本外，还有《普希金文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普希金长诗全集》等。其中，冯春先生独自完成的《普希金文集》(10卷)包括了译者重新译出的普希金所有重要的抒情诗、叙事诗、童话、诗体小说、小说、散文、戏剧和文学论文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而且，从翻译的水准上看，不少重译本较以前的译本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由徐振亚和冯增义新译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其翻译的质量明显超出了以往的译本，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俄国古典作家为什么会受到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读者的喜爱，新时期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话说“沉甸甸”》一文中谈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仅仍然甚至更加令文学爱好者心仪。倒也不是人们钟情于他们终极追求的所得，什么‘勿以暴力抗恶’，什么皈依至善的宗教狂热，依然不为人们所追求所信奉，但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到灵魂的震撼和审美愉悦的并不是那终极追求的答案而是那终极追求的本身；那弥漫在他们作品字里行间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达到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满了琴弦震颤般的张力，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心灵共鸣中继承了一种人类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

　　苏俄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古典文学的译介有些不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名家继续受到关注，高尔基还是新时期第一个出大型文集的俄苏作家。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出版总量在世纪之交明显减少。而当年走红的法捷耶夫、吉洪诺夫、巴甫连柯、柯涅楚克等不少苏联现代作家的作品普遍有不景气之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昔日“倾斜的接纳”有关。当然，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过时的。作家张炜在谈到高尔基时这样认为：“他不久以前是不可能被挑剔的，但后来又被急躁的年轻人过分地挑剔了。……我读他那些文论和小说戏剧，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他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可真难，不仅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与此同时，过去中国文坛重视不够的、或者根本不为一般的中国读者知晓的一大批重要的苏俄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有了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体相应的译介。叶赛宁、勃洛克、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里什文、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的代表作均被译成中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王家新强调，“这些20世纪俄罗斯诗人不仅以其优异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在20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这些诗歌“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惊动我的灵魂”，“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二十一世纪

　　译介数量减少，影响力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