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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国文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全面介绍俄苏文学。上世纪50年代被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万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这时期俄苏文学的翻译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批经过正规院校培养的译者加入了俄苏文学的翻译队伍，俄国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俄国古典文学的翻译量虽然不能与苏联文学相比，但是其繁荣景象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出版的单行本计，50年代初版新译的作品，年均达20.4种，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为38种；如果加上重版的作品，年均达40.4种，其中又以1949年和1950年最高，这两年共出版了151种作品，创历史之最。

　　当时重点译介的是苏联文学，译出了上千位苏联作家的几千种作品，苏联文学译作占全部俄苏文学译作的九成以上。茅盾称“这十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的书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静静的顿河》等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刘绍棠曾谈道：“我在青少年时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我从他的作品中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一个是写情，一个是写景，而且是落实到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上”。不过，当时译介过来的作品中有的并非佳作，但因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相吻合，也往往能获得超过其内在价值的热烈欢迎，如比留柯夫的小说《海鸥》、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等。尽管译介量大，但文坛又将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排除在视野之外，受苏联官方排斥的作家(如叶赛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扎米亚京等)的作品几乎不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知；有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只能内部出版(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这种现象造成了当时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的跛足现象，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学的基调和底色。

　　60-7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全面冷却，两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猛烈碰撞。与此相应，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数量十分有限的俄苏作品的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了根本变化。

　　1980年代

　　译介总量超过20世纪任一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中，80年代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期间，中国翻译出版了近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包括单行本和散见于各种报刊中的作品)，涉及的作家有一千多位。而这种译介态势又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潮中出现的，它与50年代对苏联文学的倾斜的接纳完全不同，俄苏文学在中国全部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中所占比重渐趋正常。80年代俄苏文学约占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总量的20%-30%，前期和中期略高，后期有所下降。当然，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说明俄苏文学在此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在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出现了《苏联文学》(现为《俄罗斯文艺》)、《当代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等4种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专刊。

　　80年代前期和中期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苏联当代文学(主要是苏联60年代以来的作品)的高潮，整个十年里译出的作品多达五六千种。长期以来，中国对苏联文坛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对其基本面貌和动向可谓了如指掌，而中苏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又进一步为文学译介渠道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活跃于苏联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及其有影响的作品，很自然地成了中国译者捕捉的目标。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金、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叶夫图申科、万比洛夫等作家的重要的作品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些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中艾特玛托夫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王蒙曾将他列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4个外国作家之一。不少中国作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对他们的艺术影响。例如，张承志表示，在创作的起步阶段，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艾特玛托夫小说选》我恨不能倒背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