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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1872年《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刊出《俄人寓言》算起，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走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五四”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俄国作家及其作品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不过当时的译介量不多，影响不大。俄国文学真正为中国文坛所关注，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实际的影响则始于“五四”时期。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回眸一下俄国文学在百年中国的译介轨迹。

　　“五四”时期

　　阅读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风气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俄国文学译介“极一时之盛”的局面。茅盾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被译介数量，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如再纵向比较，1900年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这八年则为年均约10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这些单行本中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众多名家的名作。在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这时期，不管什么倾向的刊物，都竞相刊登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文学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新中国》《语丝》等刊物登载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多。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外来文化“取兼容包并主义”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鲁迅在1927年对美国学者巴特莱特的谈话时说过，现代中国介绍进来的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国家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鲁迅本人就是“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吸收，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冯雪峰语)。郁达夫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小说”。他还表示，“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译介的热诚和感情的专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的关头，左翼作家开始引进苏联文学，在近20年间，陆续推出了不少“新俄文学”作品专集，如《白茶》《烟袋》《冬天的春笑》《蔚蓝的城》《村戏》《流冰》《果树园》《竖琴》《一天的工作》等小说集、诗歌集和戏剧集，涉及的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扎米亚京、爱伦堡、叶赛宁、阿·托尔斯泰等。其中最受关注且作品被译得最多的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1928)和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母亲》(1929)。仅30年代，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就有57种之多。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国对“新俄文学”的介绍日见活跃。除高尔基的作品外，还译出了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雅科夫列夫的《十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二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等有影响的作品。

　　40年代，中国文坛非常关注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期间创刊的《苏联文艺》(1942-1949)译介了大量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此外，时代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特别是解放区的一些出版机构)出版的此类书籍的单行本数量也有百余种之多。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

　　如鲁迅所言，在“大夜弥天”的中国，这些作品的出现，其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面对着充满新生活气息的“新俄文学”，不少中国作家很自然地意识到了旧俄文学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一些左翼作家表示，“新俄文学”才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们明天怎样去生活”(茅盾语)。

　　1950年代到80年代

　　从大量译介苏联文学到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