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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1月，入党刚一个月的王希季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让他到新成立的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具体做什么工作，市委组织部的人没有明说，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

　　当时，王希季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工作任务很重；此外，他正计划赴德交流两年，科研项目也正是要出成果的时候。要接受这个新任务，他着实有些为难。但在国家发展与个人前途面前，他果断选择了前者。

　　当王希季拿着介绍信前往上海淮中大厦报到时，他才知道新单位是由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双重领导的科研机构，主要负责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担任技术负责人，主管火箭的研制工作。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对于“天”，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浪漫的描述。1957年、1958年，苏联和美国相继将卫星送入太空。面对茫茫宇宙，1958年5月，毛泽东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进军的号令：“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钱学森、赵九章等发起了一个“上天、下海、入地”的科研倡议，其中“上天”就是要发射人造卫星。中科院将卫星研制任务定为 1958年的头号任务。至此，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聚集在一起，王希季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从未接触过火箭研制工作的王希季深知，发射卫星是国家重大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必须有足够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国家的需要，就是科研人员努力的目标！

　　从此，王希季过起了“神秘人”的生活，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直到“文革”贴出来大字报，儿女们才知道父亲工作单位的名称。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但在现代火箭的研制上，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方的封锁和孤立之中，不可能得到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

　　王希季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团队，开始了艰难创业。缺乏技术，他找来资料自己先学，再给年轻人讲课，自嘲为“现学现卖”；经费不足，将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试验设备安装在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把日本人遗弃的废碉堡改造成了试车台；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进行计算弹道，算一条就要45天，计算纸摞得半人高。

　　3个月后，王希季和他的团队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虽然距离只有短短的8公里，却成为王希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成功。“(火箭)总算上天了，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天上去，但毕竟是飞起来了！”39年后，王希季重新回看“T-7M”发射的现场视频，眼神里依然抑制不住喜悦之情。

　　这枚完全由中国人研制的火箭，发射条件却是意想不到的简陋：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一个7元的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没有吊车，就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加压；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

　　“T-7M”首次发射成功4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参观时激动地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不断攀登航天事业的新高峰

　　从第一枚探空火箭到“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再到返回式卫星设计、小卫星研制，直至载人航天技术的突破，王希季带领着几代航天人，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5年，在“两弹”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

　　时代再次赋予王希季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任：主持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承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型号设计工作。

　　这样的历史机遇对于王希季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曾经动情地说：“作为一个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但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这些任务，我怎么可能去研制？如果不给我这些环境和条件，又怎么会出现我这样一个人呢？”

　　王希季是一个头脑清醒、求真务实的人。面对研制我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的重任，他深知其关键在于要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技术方案。

　　王希季查阅了资料后，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方案。这一方案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