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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站址并不简单，必须有水源，地基要结实，不能处在风口。所有科考队员全部上岸，兵分两路，重新选址。一周后，确定菲尔德斯半岛东岸为新址。

　　建站的第一大难题是抢建卸货码头。因为大船无法靠岸，只能靠小艇把500吨建站物资运到岸边，再转运到站。因此，必须要在岸边抢建一座供小艇停靠和汽车吊运物资的码头。考察队指挥部决定组建一支20人的码头突击队，3天内完成任务。

　　颜其德记得，1月的南极乔治王岛气候恶劣，冰天雪地，寒风凛冽。队员们跳入刺骨的海水里，岸上的临时帐篷里准备了老酒、姜汤、棉大衣和热水袋等应急御寒措施。突击队员两班倒，10个人10分钟一班，在海水中抡锤、扶钎、打桩。冻得顶不住了，就上岸进帐篷暖和一下，另外10个人马上跳下水接替，一秒钟也不耽搁。突击队员们72小时连续轮番作业，简易码头基本建成。

　　南极夏天的平均气温为零度，站上最低气温为零下7度。郭琨的日记中记录，在南极停留的59天里，8天晴，26天雨，25天雪。大风来袭时，最大风力达每秒40米，强度超过12级台风。

　　队员们睡在充气帐篷里，充气垫和睡袋就铺在冰原上。塑料帐篷常被大风掀翻，拉链式门帘缝中时而灌进雪粒。有时队员收工后，帐篷里积雪已有一尺多厚。每天12点后收工，因为极度疲劳，躺下就睡着。第二天醒来，经常是睡袋上一层雪，充气垫下一摊水。

　　1985年1月7日，郭琨等穿过北坡海滩，翻过岩石山地，去智利马尔什基地，交涉有关边界问题。

　　经过谈判，此事和平解决。队员回忆，那几天，“抢地盘”事件接二连三。

　　南极的冻土很硬，一镐头下去只能松开一点土。为了抓进度，队员们每天只有4小时睡眠时间。郭琨每天早上挨个帐篷走一遍，拉开每个人的睡袋，把人硬拽起来，喊一句“干活了”。

　　没有饭厅，队员们只能在帐篷外吃饭，还没吃完，就冻成了冰块。洗漱全部在冰冷的溪水里，或者用雪擦一把。很多人的脸和耳朵都冻肿了。

　　气象班每天报告气象情况，只要天气稍一好转，郭琨就马上喊大家干活。

　　刘小汉说，郭琨是铁血将军，办事果断严厉，地基的坑挖不出来不行，限定时间必须完成。“大家就算累得要死，他一个眼色，就只能拼命干。”

　　刘小汉没想到，到南极科考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房子。“那时根本分不出领导和科学家，全都是建筑工人，都扑在第一线，包括郭琨队长自己。我们跳进那么冰冷的海水里修码头，奋战一天总算修好，结果第二天起来一看被海冰推走了，只能重新来。”

　　颜其德说，郭琨事无巨细地部署、安排。开会时，他会让大家先谈意见，自己再补漏。

　　45天后，2月14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长城站”铜制站标被镶嵌在第一栋屋门正上方，意为“万里长城向南极延伸”。

　　长城站主体部分由6栋橘红色房屋构成，包括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测绘、食品库、科研栋、医务文体栋、码头、直升机机场、邮政局等20多个部分。

　　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公里，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

　　长城建站完成后，郭琨给科考班留出3天时间，用于野外科考。这也是中国首次依托自己的考察站开展独立科考。

　　2月20日是大年初一，科考队举行了长城站落成仪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专门从北京赶来主持开幕仪式。仪式结束后，在餐厅举行庆功宴。郭琨激动地说，总算不辱使命，说着说着就哭了。全体男儿们都相拥痛哭。

　　由于独立南极科考站的建立，在当年10月7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至此，中国在南极国际会议上有了发言权、表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从“建站”向“科考”转变

　　由于技术限制，长城站建在了乔治王岛上。从位置上看，长城站并不在南极圈内，只能当落脚点，且位置偏远，不管是来往国内还是去南极中心都不方便。而且，《南极条约》1991年即将到期，后续难料。

　　长城站建好4年后，郭琨担任南极考察队队长，再次率队出发，准备在南极腹地建立中山站。

　　1988年11月，“极地号”起航，驶向南极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