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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建设中国南极长城站的报告。李鹏在确定启航时间的报告上批示：“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准备周到一点，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脚，过好冬，积累经验，为完成南极考察长期任务奠定好的基础。”

　　筹备

　　郭琨马上开始筹备，准备带队登陆南极。他带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人员翻遍了北京的图书馆，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没找到。最后在一个旧书摊上找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志》，这就是他们当时能找到的最重要资料。

　　当时世界上的南极科考大国都已拥有多艘专业破冰船，而中国一艘都没有。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用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代替破冰船。“向阳红10号”不具备破冰能力，但可以抵抗十二级风浪。

　　南极年平均温度零下25度，极端最低温度近零下90度。中国科考队员采购不到符合要求的极地装备，只能自己设计。上海纺织科学院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了中国南极考察羽绒服面料，上海羽绒厂赶制了上千套南极羽绒服和夏考服。天津运动鞋厂、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和天津长征鞋厂研制出了中国南极考察夏季鞋和防寒靴。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千余种全部运抵上海。

　　1984年10月，考察队在北京体育学院进行了训练，主要是营建、抢险救生、防火灭火、学习《南极条约》以及体能训练等。

　　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分到中科院地质所的刘小汉接到领导通知，问他愿不愿意去南极，他马上答应下来，加入了训练。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郭琨。他发现，郭琨非常严厉，有时又很随和。如果队员努力工作，他就会笑脸相迎；如果队员犯懒怕苦怕累，他一点不给面子。

　　1984年10月13日，万里和胡启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员。万里说：“这次去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没有什么野心，就是增长这方面的知识。”胡启立要求保证安全，保证全员胜利安全地返回。“再有，应该授权给你们，对在第一线表现特别突出的，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可以吸收入党。”

　　启航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592人(一人中途下船)组成的第一支中国南极考察总编队，头戴印有“中国”字样的帽子，身穿天蓝色羽绒服，分乘“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从黄浦江畔启航，以半军事化形式开赴南极。

　　南极考察总编队由海军少将陈德鸿担任总指挥，下分南极洲考察队、南大洋考察队、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J121号打捞救生船四个单位。其中，南极洲考察队肩负着在南极乔治王岛建立长城站的任务，为重中之重。郭琨担任这个队的队长。

　　搭乘“向阳红10号”船的刘小汉等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作为尸袋备用，一旦有队员牺牲，就装进袋子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向阳红10号”的条件很糟糕，几个人挤在一个小舱室，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很脏很乱。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淡水，用来洗脸、刷牙、擦身等。

　　12月12日，两船驶入西风带。这里又被称为暴风圈，常年伴有七八级大风和十余米海浪。60%以上的队员晕船，有队员甚至去找过郭琨，说太难受想跳海。队员们编成了一个顺口溜：“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九卧不起，十分难受。”郭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餐厅吃饭。

　　一天，郭琨把颜其德等几人叫到舱室，谈了自己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设想，他称为“五步曲”：第一步，完成任务，建好长城站；第二步，回国后立刻组建中国自己的南极科研专门机构；第三步，建造中国自己的科考船；第四步，去南极圈内建站；第五步，进军北极。

　　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考察队员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的冰雪荒原。队长郭琨举着五星红旗走在队伍前列。如今，这面旗帜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建站

　　“向阳红10号”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

　　船队抵达乔治王岛麦克斯威尔湾，结果发现，原来的选址已被先于中国十几天抵达的乌拉圭考察队搭帐篷占住了。

　　刘小汉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掉了眼泪：“感觉非常困难，好不容易千里迢迢到了，结果定好的地方都没了。”科考队只能决定，放弃原址。

　　巨大的压力落在了郭琨肩上。他说，建长城站必须完成。因为这一步不迈出去，后面的设想都无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