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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向黎：应该是吧。不过要真正实现美普、史普、艺普，仅仅有知识也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见识。要有见识，作家有见识，投射在任何观照对象上都会是好作品。

　　羊城晚报：您曾在日本求学，例如作品“樱满开”一文中的“物哀”，小说《我爱小丸子》和《白水青菜》中的卡通偶像和村上春树等等，都显著地带有一些日本文化符号。能否谈谈日本文化对您的影响？

　　潘向黎：是有人这么说过，还有日本汉学家说我的小说中有日本文化中所谓的“幽玄”味道呢。我自己说不清楚，不然，我可能就用一篇文章写出来，说清楚了。我其实喜欢干脆的。

　　羊城晚报：在您的创作谱系中，小说与散文分别占有什么位置？您的小说语言完全没有掉书袋、古文癖等迹象，只有趣味和审美隐隐流露出中国情调，而且基本是都市生活题材，这是一种自觉要求吗？

　　潘向黎：我过去说过，对我来说小说是爱情，散文是友情。友情比较温和比较长久，对我索取也不像爱情那么多；但是只要爱情招手，我还是会丢下友情、听从爱情的召唤。现在补充一句，到了一定年纪，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老了，小说写不动了，大概就会只写散文，一直到此生结束。

　　我的小说和散文，从肌理到色调都不一样，甚至判若两人，是自然而然的，谈不上自我要求或者别人对我的要求。这在文学创作上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看古代的作家，他们写文章和写诗、填词，完全不是一个频道，经常也判若两人。这和文体意识和创作心态有关吧。

　　茶要好，

　　朋友要有趣

　　羊城晚报：之前有文章提起您点评友人微信的一句“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那种超逸洒脱给我印象很深。这与此书中阐释“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时那种执着和理想主义，相映成趣。这两者，是并存于您心中吗？您始终以“诗与茶”隔帘看世界吗？

　　潘向黎：这是两极。真正到达这两极，都是困难的，何况兼而有之？我也做不到。但是不能抵达，不等于没有这个倾向，这两种倾向，好像是并存在我心里的，就是有的方面非常执着、坚持、认死理，甚至拒绝和别人讨论，一定要一意孤行；但是生活中又非常希望能“放下”，能通达、超脱一些。

　　隔着帘子看花，是好的，但帘子隔不开喧嚣、烦恼和苦痛，何时放下帘子，何时卷起帘子，这对于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人，都是一个随时随地需要进行的选择。

　　羊城晚报：您虽然是沉浸在诗与茶中的人，但从文章和朋友描述中，都可以看出一种不矫情的通透、爽利，并没有那么重的“闺秀式偶像包袱”。可以谈谈您的物质观或生活审美观吗？

　　潘向黎：哈哈，偶像什么的，和我没关系，哪来的偶像包袱？我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上班族，关系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路痴、技术盲，但他们也知道我内心其实是雌雄同体，有主见，也比较干脆爽快。

　　曾经有读者想象我是一个“纤纤作细步”的古典淑女，然后一见面，大吃一惊，因为我节奏很快。我至今不知道是否应该感到抱歉。

　　艺术审美上，我喜欢洁净、清雅、空灵的那一路，但也喜欢飞扬、开阔、大开大阖的那一路。

　　生活中，我只有两件事是高标准的：茶要好，朋友要有趣。和有趣的朋友一起品好茶，是我人生的幸福时分。

　　羊城晚报：毕飞宇说您谈诗之所以没有冬烘气、不隔，是因为进入得早；您在本书的“代序”中也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从小由父亲启蒙带入古诗世界的美丽图景。可您又反对强势地逼孩子学古诗……这真让当代大量没有多少古典修养、却又懂得它好的家长着急，到底要不要引导、要怎样引导他们读古典呢？

　　潘向黎：我的回答是：听其自然。急不来，急不得。这有点像年轻人的婚事，现在好多青年不想结婚，但父母急啊，天天念念叨叨，花式逼婚，甚至替孩子去相亲，真是无所不为，但是收效甚微。因为这本来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啊，本来就是要等缘分的事情啊。你觉得再好，他(她)没兴趣，或者缘分没到，都没办法。强迫了，可能适得其反，败了胃口，终身排斥。

　　这不是要不要引导的问题，而是引导有没有用的问题。我的估计是比较悲观的。

　　潘向黎

　　小说家、散文家，文学博士。生于福建，长于上海，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文汇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