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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不喜欢去故纸堆里找一些冷僻的东西，翻出来吓唬人，或者硬作“翻案文章”，故作惊人之语，我觉得无数前人的甄别和筛选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非常著名和比较著名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这样就很好，更容易有共鸣。但是既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人和诗，我能不能谈出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趣味？能谈出什么新意呢？这个真的很难。打个比方，我就像一个业余的导游，要带着一群老苏州游拙政园，属于自陷于必败之地的那一种境地。可以说，许多专家写古诗词，是站在台上说话，我一个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写小说的，我来谈论古诗词，等于是站在坑里说话。这个坑是我自己挖的，因为不自量力加任性。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原谅我：因为爱，所以爱。

　　羊城晚报：那要怎么解决？您会不会顾虑到引用太频密，叙述的本体太强大，而不容易形成自己的文气？

　　潘向黎：要解决上面两个难题，需要充分的准备。作品引用太频密，叙述的本体太强大，对文气是很容易带来影响的，确实是个专业技术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解决了没有。

　　所谓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花时间，像揉面一样，面粉、水、盐、糖、黄油，加的比例和顺序是一回事，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要一直揉，匀速地、细致地、持久地揉，消灭任何一个面疙瘩，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地揉透了，经典诗词内容、要表达的意思、个人感情和情绪，就都揉透了，成为一个整体了。运气好的话，这个过程中有时就会有香气飘出来——某些地方突然出彩了。

　　羊城晚报：书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对韦应物、韩偓、刘禹锡的评价，比如将刘禹锡与杜甫的史识作比较，比如古板的韩愈其实是最好的朋友，比如岑参笔下的“美人”可能是男人……这些从对诗句出发的个人化判断，有可能是作家与学者对待历史的不同方式。以情注诗、以我注诗，是一件冒险的事吗？

　　潘向黎：其实好多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比如“美人”并不是现在认为的“美丽的女性”，这一点许多专家早就这样说了。也许别人说得比较含蓄，我仗着非专业特有的自我赦免，大胆地给说个明明白白，所以许多人以为是我说的。

　　很多文学界的人说，因为我对韦应物的推崇，他们重新发现了韦应物，我很高兴。还有学者王彬彬认为我居然批评杜甫，还认为刘禹锡面对历史的见识比杜甫高明，这些地方“显示了良好的感受力、判断力”，他是认可的。韩愈的可爱，主要是被他的可敬遮蔽了，所以大家都不会想到他会是个很好的朋友，而这就是我读了他的诗获得的印象，我想告诉大家：韩愈其实还有这样的一面。

　　其实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把《长恨歌》的创作过程总结为“发乎礼义止乎情”，也有学者和作家认为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七个字，动用的不只是学养，而是我全部的人生阅历和写作经验。

　　我的“结论”，是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加上历史背景而来的，也借鉴了前人的许多成果，大部分不能算个人化判断，只能算个人化角度、个人化表达。

　　非古典专业的人谈论古诗词，本身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是值得。因为非专业，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专业的人司空见惯而忽略的美，还可能会很少条条框框，“童言无忌”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或者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并且可能用个性化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带上更强烈的个人色彩、情感色彩。

　　小说是爱情，

　　散文是友情

　　羊城晚报：近年来散文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出现了更多以博物、历史或艺术作品、文学文本的研读为基础，结合作者自身的学力、阅历来写作，而不像以往“传统散文”那种情感或故事浓度更高、“直抒胸臆”比例更大的写法。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潘向黎：任何写作趋向，应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不过，我是两者都写的，比如情感浓度高的，我这两年还写了《最爱西湖行不足》，回忆六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带我去西湖的往事，写时几次泪流满面而中断；前不久写的《贾政父子的孝心》，谈宝玉出家一幕反映出来的他们父子俩的孝心，也很动感情。这两篇好多读者都告诉我读得流了眼泪。

　　羊城晚报：借用您说的“美普”一词，这样的美普、史普、艺普是否更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