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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强制遣返，到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再到国家监委与外方开展引渡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誓将外逃腐败分子追回并绳之以法，决不允许他们逍遥法外。

　　肖建明，百名红通名单第六号人物，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出逃六年多后，2019年5月29日深夜，走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舷梯，成为第五十八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还有42人尚未归案。

　　白岩松：

　　好，接下来先看刚才关注过这个数字，就是五年期间已经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在细一步的话会看到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是1425人，追回的赃款人民币是142.48亿元，百名红通人员这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百人当中现在已经归案58人，也就是说还有42个人等待追逃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黄所长您好。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黄风：

　　您好，岩松。

　　白岩松：

　　我相信很多人都把重点包括这五年工作重点放在一百个红通人员回来多少，回来58，一看到今天这个数字5974很多人会感到惊讶。首先这么多的人是由哪样的人构成的，其次追得回来的您特别看重是哪几个人？

　　黄风：

　　从专家的角度，从已经追回来的人里头我比较看重的几个案件，一个是李华波，还有就是闫永明，许超凡，杨秀珠，黄海勇。这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和他们情况相类似的，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一个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在当地取得了合法身份，拿到了永久拘留权或者是有的已经入了国籍。当然杨秀珠没有，但是杨秀珠她在当地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根据她的身份这种申请的可能性确定性也是很大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不像是有些仓皇外逃的人在当地没有站住脚根，没有合法身份，一天东躲西藏的，然后很容易接受劝返或者是被遣返。对他们来讲就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得到有关国家他们的执法和司法方面的合作，另外这几个刚才讲这几个案件就都是综合运用追逃追赃的手段，一方面追逃同时也追赃，在追逃当中也是把这个劝返，移民法遣返，引渡等等这些手段都综合异地追诉这些手段都综合运用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案件它的价值很高，含金量很高，而且特别具有我们这几年成功的典型意义。

　　白岩松：

　　更像是很多大家再灌注在关注追逃毕竟是红通名单当中，但是通过5974和您举的这几个人看似很少几个人，具有代表性而背后金字塔的塔底5974是一个总量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大家在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么庞大的数字又会浓缩到红通人员一百个当中58个已经回来，说到追逃工作常有一句话叫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尤其是基础在国内。

　　黄风：

　　这个我们境外追逃不是说你像外国主管机关提供一个名单或者提出一个请求就能够实现你的目的，我们追逃这些外逃人员我们要向外国主管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他们在国内涉嫌研究腐败犯罪或者经济犯罪。这些工作是需要我们在国内办案机关，主管机关扎扎实实去做的，因为外国审查这些材料有时候要走司法程序，是要走比较严格的按照证据法，按照它的法律诉讼程序来进行审查的。

　　再有一个就是在追逃当中，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制定相应的政策。因为我们追逃的方法有很多，用哪一种方法更合适要制定政策，而且制定政策要研究外国法律它的一些要求，使我们的提供材料，我们提出的这个请求能够符合外国法律它的要求。另外再从更宏观角度就是说境外追逃取得国际合作，也要让外国主管机关对你的法制有信任，要树立一个法制的国际形象。

　　另外劝返你需要能够有说服力，再通过你的司法，通过你的一些相关实践能够体现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这些都是国内主管机关要做的事情。

　　白岩松：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关于58名红通人员到案时间表，通过这个一会儿详细进行解读，但是更关注剩下42名能不能更快追逃回来，另外还要补哪些短版让工作干得更好。好，记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随着红色幕布落下，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中央纪委机关大院，迎来国家监委正式揭牌的时刻，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

　　国家监委成立8个月后，2018年11月30日早上8点10分，由保加利亚飞往北京的CA910航班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