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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唱》的拍摄之初，大家是因为想去探求苏阳这样一个融合了当代和传统、摇滚和民族唱腔的歌手的精神源流，但苏阳音乐生涯的开始，却不是因为西北的民间音乐，而是因为一曲《西班牙斗牛士》。

　　那是1980年代末，苏阳只有17岁，还是陕西省安装技校的学生。一天，他的一个同学用吉他弹了一曲《西班牙斗牛士》。他从未觉得音乐如此好听，“很粗糙地发出特别真实的一种像火星子一样的音符颤在我身上。”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苏阳这样回忆。

　　之后，苏阳开始整天泡在有吉他的同学周围，蹭他们的吉他练习。不久，苏阳将自己的食堂饭票卖了20元，从一位同学那里，买了把二手吉他。

　　毕业时，他去了陕西陇县的一个工地当小工，每天筛沙、和灰、推车、撂砖，一天收入一块七毛五。一天黄昏，他下工路过陇县工商银行的家属院，见到一个人正在教别人弹吉他。苏阳走过去和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弹奏了一曲《少年犯》。聊天中，苏阳得知对方曾在西安吉他比赛中获过奖，现在在陇县银行工作，在等机会调回宝鸡。

　　那人和苏阳说，“你乐感不错，你回头来找我，我可以介绍你去西安，参加走穴团体”。次日，二人喝了一顿酒，随后，对方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苏阳去找他在西安的一位朋友。

　　苏阳拿着这封介绍信，进入了西安的新蕾乐团。但新蕾乐团的工资只有60元，很难维持生活。一个河南的走穴团体路过西安时，苏阳离开新蕾乐团，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

　　他日后形容这段经历，觉得有点像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的文工团。吃住都在舞台，冷了盖油毡布。早晨不吃饭，中午吃一碗3块钱的饺子，晚上少吃点，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

　　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开始流行。欧美的摇滚乐通过北京、西安传到苏阳的耳朵里。“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年，苏阳在银川组建了一支名为“透明乐队”的摇滚乐队。那时，他留起一头长发。

　　这支乐队的舞台风格和曲风深受当时西方摇滚音乐的影响，很受欢迎，但却不怎么赚钱。“乐队中，没人会经营，只知道要排练、演出，演出之外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做，稍微有点钱就赶紧凑一块喝酒。”

　　1999年末，唐朝、张楚和超载去宁夏体育馆参加“世纪狂飙——中国摇滚势力演唱会”。演出商把苏阳的乐队叫过去，一块演了一场。演完不到一个月，苏阳宣布乐队解散。

　　那时，苏阳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孩子的班主任，觉得他留长发接送孩子不太合适。第二天，他剪掉了长发，剃了一个平头，发型一直保留至今。差不多从这时，苏阳对摇滚乐的兴趣，渐渐转移到西北民间音乐。

　　土的声音

　　新世纪初的一天，苏阳在朋友家聊音乐。朋友收藏了很多CD，爱听布鲁斯和爵士乐。苏阳问他，“能不能给我张更原始的？比如，我记得美国电视剧《根》里面有一段黑人在受奴役期间唱起的家乡的歌？”

　　朋友给他翻出来一张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他一听，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生活的银川同心路附近的稻田。

　　苏阳是7岁时来到银川生活的。那是1976年的一个深夜，他和母亲从浙江温岭箬横镇坐火车到达银川。父亲骑一辆二八自行车，把母子接到银川市同心路的一处家属院。此前，苏阳的父亲在50年代末“支边”中，移民到银川，在氮肥厂工作。

　　次日清晨，苏阳推开门，眼前是只有几排房子，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整个童年生活中，苏阳并没有机会听到多少音乐。只是偶尔路过家属院旁边的农田时，会听到田野中农民唱宁夏小调和断断续续的民歌。

　　他听到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那一天，依稀回想起儿时农民在到稻田边哼唱的一句歌“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后来，他了解到，在宁夏，只有银川平原附近是鱼米之乡，银南、银北的很多地方，更多的是多年干旱。其中，很多地名却与水有关：大水坑、草泥洼、喊叫水。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什么感觉，我觉得很苦，怎么可能是金川、银川、米粮川呢？”苏阳说，他接着写下了这样的词“宁夏川，两头尖……糜子黄，山丹丹花开富两岸，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

　　2004年的一天，苏阳在银川富宁街戏社看秦腔，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一场，会被接受吗？”这间戏社的顾客，大多是中老年人，平日里，台上是秦腔演奏，台下的人在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