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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阳:一个摇滚歌手和他的民间艺人朋友

  苏阳:一个摇滚歌手和他的民间艺人朋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19.6.24总第904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间阶梯教室中,一位教授对歌手苏阳说,“你的音乐,我觉得用花儿和摇滚结合,是有新意的,但不够原汁原味。”苏阳回复他说,“我不能照着一样的唱,他们从小放羊,生活环境和我是不一样,我是厂矿子弟,我得站在苏阳的角度,唱苏阳的生活”。

 

  这是纪录片《大河唱》中的一幕,记录的是苏阳在哈佛大学分享会上的情景。在文艺青年之中,苏阳如今早已成为一个接头暗号。这个银川的歌手嫁接了西北的民间音乐“花儿”、秦腔和现代音乐,加以重组和改良,形成了极具标识度的个人作品。他不只在国内的音乐节备受瞩目,这个来自西北的黝黑男人也开始应邀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在哈佛做分享会的那段时间,苏阳正在做一个名为“黄河今流”的跨界艺术项目,他在纽约、巴西、北京等地举办展览、演讲等活动,向人们介绍那些曾经影响过他的黄河流域的民间文化。

  黄河今流

  早在2016年,苏阳便已经开始在筹备“黄河今流”。电影公司天空之城的创始人路伟了解到之后,打算为苏阳拍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便是如今这部《大河唱》的雏形。当时的构想中,它既是苏阳的“黄河今流”计划的一部分,也可以上院线,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作品。

  2016年春天,路伟找来苏阳、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马灯影业制片人包晓更,他们约在人大体育馆附近的一间老茶馆,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事宜。

  雷建军提出不只拍摄苏阳本人,也拍苏阳背后的音乐母体:西北的民间艺人。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些艺人成就了苏阳,但那些人一直被湮没。苏阳列了一个名单,他们确定下四位拍摄对象:皮影艺人魏忠富、说书艺人刘世凯、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花儿歌手马风山。

  “所谓音乐母体并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单一的人,不是这样的。可能我长期就听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然后你摘出来,受影响就是几个系统,花儿、皮影、说书、秦腔。”在《大河唱》的点映结束之后,苏阳坐在北京路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拍摄方式上,雷建军提出用影像人类学的方式拍摄,用剧情片的方式剪辑。前者保证足够深入了解拍摄对象的生活,后者确保影片的可看性。此前,雷建军所在的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曾以这种方式拍摄过《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作品。

  拍摄前,雷建军找来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对即将拍摄的四位艺人进行田野调查。同时,他找到两位自己的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柯永权和杨植淳,以及在云南社科院影像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导演和渊,共同担任《大河唱》的导演。

  萧璇长期研究西北的花儿。她接到雷建军邀请的时候,正在二郎山花儿会上,和花儿歌手们喝酒唱歌。她很快便答应了这件事,“国内还没有音乐人类学学者参与电影制作的先例,这种尝试,有助于音乐人类学走出象牙塔,与现实对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夏天,萧璇组建了一个由清华大学、浙江音乐学院、苏州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构成的4人团队,前往黄河中上游,与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

  萧璇负责的是说书艺人刘世凯。刘世凯起初不答应接受田野调查,除非萧璇帮他说服当地政府,给他一些政府的演出项目。为此,萧璇跑了很多次当地政府,帮刘世凯解决了这件事,调研才真正开始。

  调研团队不断将影像、文字资料回传给雷建军和导演们。一些信息让雷建军觉得有些意外:说书艺人刘世凯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包工头,马风山当过村主任。

  雷建军还从调研资料中,留意到一个人类学的现象:“黄河流域民间的重大仪式上,都是请戏。而西南地区主要是舞蹈”。

  他分析,这可能是源于,自古以来,黄河流域王权是最重要的力量,而西南流域最重要的力量是神权。“在社区与王权的互动,需要用戏固定下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受到王权的召唤。但是你要跟神权沟通的时候,你光唱,他看不见的,你就要有舞蹈。”

  拍摄之前,参与《大河唱》的学者和导演,都没有对这部纪录片预设拍摄方向,而是在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的一年多中,记录下他们在这一年中的日常生活的碎片和素材,等着它们慢慢自然发酵。

  摇滚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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