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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以为，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现代义、世界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既非中国、也非日本单独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中国逐渐减少借助日译西书，而直接译述西学，根据英、法、德、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如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苦心孤诣译创的“计学”“群学”“母财”“脑学”固然准确、典雅，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经济学”“社会学”“资本”“心理学”明快易懂，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

　　直至当代，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时下流行的新词，如“达人、人气、人脉、完败、完胜、物流、研修、职场、熟女”等皆为日制词。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但不应忽略，这些日本汉字词多半源自汉语古典，或用汉语构词法创制，皆与中国文化保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新近一例颇能说明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此名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中择字组成，并宣称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这显然有文化“脱中”用意，但经考索却适得其反。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脱胎于东汉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公元2世纪初作品《归田赋》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典籍《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汉字词汇，多源出中国古典，这是不必也不可回避的历史实际，日本近代翻译西学时创制汉字新语，深植中华文化土壤，这是不可忘却，更不能斩断的历史脉络。

　　综论之，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中日两国协力共创的语文成果，是丰厚的文化财富，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作用，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