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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丁：家书收藏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名人家书，另一块是普通人的家书。前者的收藏历史非常悠久，后者则长期没有受到关注，不仅信札收藏者没有把它当回事，就连家书作者和保存者也普遍没把自己的家书当回事。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原因在于一场抢救民间家书的文化项目，这个项目也是我与家书收藏结缘的开始，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2004年12月，我无意中听到一则新闻，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卡洛尔发起了抢救美军士兵家书的“遗产行动”，征集到数万封家书，他从中选出两百封，编写了一本《美军战争家书》，非常畅销。这条新闻深深触动了我。我国也有家书，而且家书文化底蕴深厚，可否也像他一样征集家书呢？当晚我就写下了《关于征集中国民间家书的设想》，在征求几位文化圈好友的意见后，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经过一系列筹划，2005年4月，抢救民间家书行动启动了。寒暑交替，春去冬来，不觉已经过去了十四年，当年的项目组已经变成了家书博物馆，普通人的家书也开始受到收藏者的青睐。当然，我一直坚守在抢救家书的岗位上。

　　说起国内的家书收藏，可以分为公藏和私藏两大系统。公藏主要包括各级各类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像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都是名人家书的收藏重镇。当然公藏系统也收藏民间家书，我们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有五万多封，复旦大学有四十多万封。私藏方面，据我了解，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天津、山东等地的收藏家手里收藏家书很多，名人家书、普通人家书都有。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的档案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收藏了很多华侨家书，也就是“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的带有汇款功能的家书，2013年6月闽粤侨批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大大推动了华侨家书的收藏，有几位收藏家还创办了关于侨批的档案馆、博物馆。现在看来，不论是名人家书，还是普通人的家书，都进入了收藏的范围，也就是说都受到了保护，不再被人为焚毁，这是我乐于看到的。

　　记者：贵馆收藏的家书中，有相当数量是他人捐赠的。这其中有没有让您感动的故事？

　　张丁：我们家书博物馆与别的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藏品的来源，我们的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海内外的朋友无偿捐赠的，购买的极少。十几年来，先后有两千多位朋友捐赠了家书，以中老年人居多，其中有二十多位捐赠者已经去世。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内心就不能平静。正是这些人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的馆藏，才有了我们赖以研究的对象，才有了那些令人动容的家书故事。

　　我说一个故事，2006年有一位叫张焕光的老人与老伴陈素秋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征集家书的消息，主动给我们打电话，说家里保存了1700多封书信，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信，是他们两人互通的情书，问我们是否感兴趣？我一听，这是一个富矿啊！于是就到他们家里拜访，看到了已经装订成册的书信，两个人的书信分别按照年代排序，信纸大小不一，都加了封皮，然后用线缝起来，装订了61册，令人惊叹！这些书信最早的写于1941年，当时两个人刚上初二，虽在同一所学校，也开始通信了，认认真真，一来一回，有的通篇是英文，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学习英文，就尝试着用英文写信。后来两人分处两地，书信也写得越来越长，情感的表达也愈加醇厚，现在读来，感觉很有现场感，就像一篇篇记录生活的散文。当然，信里除了记录了两人的私人生活，也有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记载。我印象最深的是广州和桂林解放前后的书信，当时陈素秋在广州，张焕光在桂林，二人鸿雁传书，对于解放军进城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真的是惊心动魄。

　　当时两位老人就决定把这些情书全部无偿捐赠给我们，这可是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贝啊！接受捐赠后，我们在博物馆里设专柜长期展出，并创造机会进行外展，想让当年两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使今人受益。有的出版单位闻讯找到我们，试图出版他们的情书，于是我请老人亲自动手进行了编选，从一百多万字中精选出二三十万字，先后有两家出版社的编辑审读了书稿，觉得不错，但因整理难度太大而搁浅。可惜的是，张焕光老人没能看到此书出版，2012年不幸去世，而书稿仍然躺在我们的书柜里。我也非常内疚，至今没能帮助老人完成心愿。

　　红色家书是革命先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家庭、家风、家教，在这方面，我们能从家书尤其是红色家书中得到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