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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陈寅恪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唐小兵评价，像陈寅恪这样的导师，是以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传递学术创造的精义，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两者融会贯通，转化为其著述行止的一种精神气质。

　　王力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学术方法上受他的影响很深。王力在回忆文章中写：“后来我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

　　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字，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古代汉语》《中国现代语法》等。

　　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当时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此后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他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受王国维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观念，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他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多重证据法”。

　　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的戴家祥，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学术造诣极高。

　　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成立，让学人对传统的复兴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清华的“国学”研究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