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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2月13日，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住处。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之后说明来意。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见他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才受聘。

　　10天后，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拜见梁启超，对方态度是“极乐意前来”。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他本人亦是清华的“常客”，数次在校演讲，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担任国学讲师。

　　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朋友圈”中人。尤其是陈寅恪，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史学造诣极深，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

　　冯友兰评价吴宓，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梁、陈、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却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是极为难得的。

　　中西通才，世界眼光

　　上世纪20年代初，围绕“国学书目”，还引发过一场“神仙打架”。

　　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工具书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文学史书目有78部，“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

　　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且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

　　如何定义“国学”，如何为学生讲授“国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

　　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吴宓明确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院学者也。”

　　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教育，不是对“西学”的抵抗，而是让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在《“中国主体 世界眼光”——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

　　陈来表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导师们，无不是用新的方法、路径去研究传统学问，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贡献。

　　例如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陈寅恪授课特点是“广征博引、中西融会”。由于通晓二三十种语言，讲授“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时，提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陈寅恪甚至会熟练用该国语言来讲述。

　　赵元任在授课中，会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最明显者如德法挪威语与中国语之比较、中西对译辞汇、中西对译虚字与公式辞汇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那段岁月中，梁启超、吴宓、陈寅恪等一批转型时代的知识人，可贵之处在于，自身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积累，然后去西方留学，面对西学西法，“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为其形格势禁，往而知返，往而能返。往返之际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滋养、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潇洒面相”。

　　院内风景，精神陪伴

　　1925年9月，吴宓在发表开学演说中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