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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研究院章程》里如是写：“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

　　《研究院章程》规定，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为课堂讲授，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所谓专题研究，是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

　　在研究院中，王国维教授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梁启超教授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陈寅恪教授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和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

　　根据1926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刊载的《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梁启超曾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

　　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强调，觉得当时的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现在的大学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

　　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师生之间联络情谊，交流心得。

　　每周六晚上的同乐会，师生会聚在一起讲故事、唱歌、背书、说笑话。有一次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调正音调，用茶杯演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

　　赵元任还表演过《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口头游览”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被赵元任模仿得惟妙惟肖。

　　唐小兵认为，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北大，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强调“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教师必须跟学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有更密切的学术交流。

　　“在日常生活里面，共建精神生活和学术的共同体，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强调对学生的耳濡目染，进行文化的熏陶和传承。”

　　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他在《怀念赵元任先生》一文中回忆，同班的32位同学只有他一个人跟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因而师生关系特别密切，他还常到赵元任家里。“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赵师母笑着对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不怕你嘴馋。’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

　　春风化雨，影响后世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之后梁启超因病长期不能到校上课。学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师而未果，国学院遂由兴盛走向衰落；1929年7月，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

　　此后，陈寅恪留在清华，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直到抗战爆发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赵元任于1929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从事“音韵学”教学。

　　在4年历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其中中途退学或未获毕业者4人，其余多数学生为“国学”继往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在中国开风气之先”。

　　研究院的学术培养，令学子受益终身。

　　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学，有一天在一家餐馆与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吃饭，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说是明末的东西，在座者没有异词。蓝文徵却说：“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他解释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抄纸，钱的单位用吊，并非明制。白鸟很服气，他问蓝：“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文徵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白鸟听后，态度大变，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

　　蓝文徵在高等院校执教数十年，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