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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极为重视托尔斯泰，他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看到了托尔斯泰作品中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深度，表现的社会主题的重大，揭示的俄国革命的本质，也从美学上高度赞赏托尔斯泰笔下洋溢着的俄罗斯人民博大与乐观的性格。列宁赞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但却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消极阴暗，这就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对于人性的态度，都是消极的乃至病态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柳青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位杰出代表。　　

　　1943年，柳青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到米脂县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当文书。在那里，他脱下西装背带裤，穿上老棉袄，与农民吃住在一起，并写下了长篇小说《种谷记》。三年驻村生活彻底改变了柳青，三年后，当他背着破铺盖卷出现在家乡吴堡时，他的哥哥伤心不解地叹气说：“你革命咋把自己革成了这副模样啦？”　　

　　1951年，只有36岁的柳青已是九级干部，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出版后广受好评，小说《铜墙铁壁》也被改编成电影《沙家店粮站》，引起轰动。　　

　　但创作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海举行的《种谷记》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却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农民是落后的”，柳青笔下的“新农民”，是否背离了鲁迅所写的阿Q这样的典型？第二，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承担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考？　　

　　在与会作家中，只有巴金肯定说：这部小说是“全新的”，在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作者将开辟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　　

　　1952年5月，柳青作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他放弃了在北京的领导职务，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落户。作出这样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专心写作，像巴金所期望的那样，走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第二，在现实调查研究中，发现新人、塑造新人，思考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向何处去的问题。　　

　　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柳青坚信：文艺创作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柳青的选择是艰难的，他的“寻路”历程起初并不顺利，而就在他一度陷入创作的苦闷和痛苦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就在他落户的皇甫村一河之隔，有一个叫王家斌的农民，领导六家贫困户办成了互助组。随即，柳青看到了难忘的一幕，在北风呼啸的隆冬，王家斌为了照顾互助组的母猪生娃，就住在四处漏风的牲口圈里，看到裹着烂被子睡在稻草铺上的王家斌，柳青吃惊地问：这地方你能住吗？　　

　　王家斌说：柳书记，我是受了苦的人啊。旧社会，我和母亲讨饭的时候，在一家门道里被人家赶出来，站在雪地里哭啊，如今搞互助是为大家，这倒算什么苦啊！　　

　　柳青听了，当时就流泪了。那天晚上，柳青回到住处，他决心放弃原来的写作计划，即修改一部老干部进城后思想变质的小说，立志以王家斌和他的互助组为原型，写一部全新的长篇小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　　

　　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想办法、打主意，到群众中去发现积极因素。对作家来说，则是塑造有深刻内涵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塑造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新人形象。　　

　　从文艺创作角度来看，文艺更需要人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从源头和根本上说，文化与文艺，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赵树理，他既是一个戏迷，更集山西中路梆子的编剧、演员于一身，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基础，主要来自他长期从事民间戏剧创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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