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健康报移动版

　　万玛才旦表示，很多细节的设置其实来自自己的经验，“实际的经验与心理的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创作，有时候就会把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或者在你心里留下的一些痕迹、印象拿出来融入到创作之中，这样的事情是挺多的，虽然你讲的是完全虚构的故事，但是，那种经历和生命的体验我觉得是要真实的。”

　　电影中几乎每个画面或戏剧动作，无论是风、光影还是演员的表演都没有太多即兴的部分，都是提前精密计算出来，万玛才旦说：“没有即兴，包括一些主要场景，为了达到那种效果，完全是搭起来的，看起来好像很真实，好像在藏区就能见到的景，比如说茶馆和杂货铺，可能跟你所看到的藏区的实景差不多，但是如果想得到你要的拍摄效果，实景是很难达到要求的，所以必须要搭起来，在搭的过程中，每个细节每个道具的摆设都很重要。”

　　在可可西里如此精益求精，剧组面对的困难可以想象，就连本是青海人的万玛才旦也去了好几次医院，“风很大、缺氧，配套的物资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太适应，有送走的，也有昏迷过去的，我待了几天实在不行，去了好几次医院。可能因为离开高原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很高海拔的地方有点不适应。”

　　讲创作

　　第一部电影不曾公映

　　下一部还是藏族题材

　　与万玛才旦之前的作品相比，《撞死了一只羊》风格有很大不同，不过，万玛才旦表示，自己并非想在这部电影中“转变风格”，“现在的影片的风格主要是因为故事充满解读性，而其基础小说就是实验性先锋性作品，充满不确定。”

　　拍成电影后，为了便于观众的理解，导演要做些方向性的引导，“例如两个人都叫金巴，两人第一次相遇时，是一半一半出现在画框里，暗示彼此是对方的另一半，在茶馆里也是，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气氛，引导观众往那个方向想。”

　　甚至片头的那句谚语也是王家卫建议的，因为他觉得这有利于观众理解故事，事实证明这个建议非常重要，万玛才旦说他们做过比较，有提示和没有提示，观众的理解确实不一样：“这就像是打开这个故事的一把钥匙。”

　　对万玛才旦来说，他拍电影时不会考虑观众的区分， “所有的都是基于做电影的层面，而不是局限于藏族题材，仅仅给藏族人看，我希望可以超越这个层面，例如《塔洛》讲的就是人的困境。我想突出人的层面，人性是贯通的，而不是太有差异性，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

　　万玛才旦正在筹备的新作仍是藏族题材，仍是现实主义电影，但是他说自己平时也会看很多影片，包括商业大片，也不会将自己限制在拍文艺片的框框中，“或许也有拍摄商业片的可能，但是要看机缘，我要拍的是自己想拍的电影，而不是仅仅为拍片而拍片，而无论是拍什么电影，归根结底都是讲人。”

　　对于《撞死了一只羊》的市场前景，万玛才旦表现得很淡然，他认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已经好很多，“我的第一部电影根本没有公映的机会，现在的环境已经让我很知足。”

　　工作之外，万玛才旦喜欢住在青海老家，写写东西弄弄电影，一两年就拍一部电影，外界的环境对他影响不大，他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我没有压力，因为我不和别人竞争，你问我拍电影是否觉得曲高和寡，因此有孤独感？我没觉得，我不孤独，因为我清楚自己的出发点和定位。”

　　文/本报记者 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