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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学的主要功能还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利用知识服务社会、传播文化，学者们从事的是需要创造力的学术生产，而不是标准化的物质生产，科层制的行政效率常常并不能带来学术效益。管理学大师明兹伯格等经过比较认为，大学这类专业组织与传统科层组织不同，并不适合一般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因为：第一，与传统科层制聚焦于权力顶端不同，由于受到教学科研工作性质的影响，大学运行有权力下沉的特点；第二，知识生产的分工使得学者的工作普遍有双重忠于现象，他们在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的同时还忠实于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共同体；第三，学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彼此相对独立，但与自己的服务对象比如学生、某个基金或合作单位关系紧密；第四，学者们的成果是在共有的知识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探索和经验，实现了个性化的转化，所以难以统一要求和进行测量。

　　显然，为满足知识生产需要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回应社会问责需要形成的行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着不同，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学者自由散漫、自行其是的风格让行政管理者头疼不已，而行政管理者标准化、功利化的管理倾向也被学者们抱怨不休，认为约束了学者探索知识的热情。如何解决或调和行政化与过度行政化之间的矛盾，是体现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问题。

　　3.学术评价的科学化与伪科学化

　　在去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从而将解决教育评价问题上升到了党和国家关切的高度。“唯论文、唯帽子”正是针对学术评价而言。

　　一般认为学术评价的问题，是评价方式不够科学带来的，但当前学术评价问题的根源，恰恰是对所谓科学化的追求。随着人类进入以经验和实证为主要方法认识世界的时代，科学常常被定义为一个建立在可反复验证基础上的知识系统。越是依赖于可计量的经验数据的知识，被认为是越“硬”的科学。当前的学术评价大多也采取了这种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人们寻找各种量化的工具和方法来对学术进行评价，比如，计算论文发表的数量，对学术期刊进行人为的等级划分，计算获取项目和基金的数量甚至金钱的数量，对学者设置各种奖励各种“帽子”，对学科学校设置各种权重各种赋值。

　　但是学术真的可以用这种形式主义的量化方式来进行评价吗？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索知识，是一个不断探求未知的过程，用有限的已知来评价对无限未知的探索，显然就有认识论和逻辑上的悖论。探索未知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事先断定什么是正确的或有效的探索。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一个人的心中”。前些年一位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创新就在于不小心把试剂错误地放入了某个既定的实验当中，而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伦琴关于X射线的传奇发现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因为“失误”或“偶然”带来创新的故事常见于科学史，其实就从一个角度强调了创新是对陈规和已知的突破。所以，学术研究的本质决定了它应该是一个自由探索的过程，对其进行评价需要十分慎重，越是号称可以量化和标准化的评价就越是可疑，越有可能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