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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杭州互联网法院运用人工智能(AI)研发智能化审判系统，让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实现从立案到裁判全程“智能化”，通过对大数据挖掘、知识发现、图谱识别和风控点的提取，智能生成包含判决主文的裁判文书，将法官真正从繁重的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法官黄忻高兴地说，“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方式高效查明事实，智能化工具可以减轻法官的机械性作业和重复性劳动，提升办案效率，我能有更多精力投入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和研究中。”

　　沉心研究都是一件烧脑的事，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倪德锋向记者感慨地说，“作为一个基层法院直接承接中央的部署，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创新不易，持续创新更难，互联网变化过快，面对新业态，互联网法院的法官们只能边学习、边实践、边完善、边研究，让自己努力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为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化不断提供新的素材。

　　倪德锋说，利用互联网智能技术，在不追加投入的状况下，对网上审理进行结构性改革，争取将类型化涉网案件审理跑通跑顺，跑出速度，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互联网司法需求，增加有效供给，是实现互联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

　　诉讼新规则

　　由下至上推广应用

　　远在巴厘岛的网店店主江某非法转载他人原创作品，他手机、邮箱、千牛账号同时收到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发送的应诉通知，尽管已知的电话号码已被注销，但还是被顺藤摸瓜“深挖”出家庭住址；长期拖欠银行贷款的黄某关掉法院发送的弹屏信息后，尽管辩称“以为是诈骗短信”，却仍被认定已经知悉了应诉通知……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原告起诉条件之一就是“有明确的被告”，不仅指知道被告的姓名或名称，更要有明确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

　　在司法实践中，“找不到”和“送不到”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诉讼文书送达不能已成为制约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瓶颈之一。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传统通过邮寄送达诉讼文书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当前互联网时代的需求，涉互联网案件当事人大多通过电子方式联系，甚至一个电话号码、电子邮箱、旺旺号等账号信息就代表了诉讼相对方，故与线下纠纷中实实在在的“居民”相比，账号信息代表了更为精准的“网民”。因此，“网民”应当而且能够更容易、更有效地接收电子文书，精准高效便捷的电子送达方式远优于线下户籍地址等传统的送达方式。

　　2017年，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审理系列小额贷款合同纠纷案，确立了诉讼前约定送达地址及电子送达方式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规则，并于2018年推出电子送达平台，通过自动检索、深度挖掘、智能比对、智能弹屏等功能，快速获取和定位当事人的有效联系方式和实际地址，一键多通道同时有效送达，及时推送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文书和信息。

　　这一裁判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被吸收，作为互联网法院审理中的一般规则得到推广应用。

　　线上审理模式不断挑战传统民事诉讼规则，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于现行规则与新情况、新趋势、新诉求不相适应的情况，通过对司法判例的梳理，创造出适应互联网审判特点的证据规则、裁判规则，及时提出立法建议，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和完善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规则贡献试点成果和经验，为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和工作开展提供蓝本。

　　以规范互联网司法程序为目标，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台《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规程》《网上庭审规范》《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电子送达规程》《电子证据司法审查标准》等网上诉讼规则15件，实现在线诉讼流程的规范性、诉讼主体身份的可查性、当事人在线行为的可控性、电子证据认定的可信性、在线审理模式的高效性等，基本形成了互联网案件在线审理的程序规则和操作指引体系，打破了以往认为互联网法院就是简单的“互联网+审判”的刻板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小猪佩奇”著作权跨国纠纷等案件，还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被誉为“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

　　大数据应用

　　发挥裁判指引功能

　　每个智能机使用者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App要求获得你的通讯录、位置信息后常常收到垃圾短信，登录某个平台必须同意其提出的隐私协议否则无法使用，玩某款手游时你利用App尚未修补的bug获得了一件酷炫装备后被游戏公司封号，你买了比特币之后却发现卖家不认账了……而当你去查找相应的法律法规时却发现这还是法外之地，一时间“拔刀四顾心茫然”。

　　互联网是一个新兴产业，迭代速度极快，互联网一旦与某个领域结合，就能变异出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