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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从寨卡病毒疫情发生国委内瑞拉旅行回国，返回江西老家。“这名患者公民意识很强，他入境时没有症状，回到家开始发烧，立马跑去医院，并告诉医生自己是从寨卡疫区回来的。”许树强回忆说。

　　2月8日，患者相关标本被送至中国疾控中心复核检测。

　　次日，患者确诊，这也是中国首例寨卡病毒病例。随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与此同时，中国疾控中心和江西省卫生部门分别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认为此次输入病例引发传播并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极低。

　　短短几天后，广东省发现首例寨卡病毒病例。患者梁先生从委内瑞拉回国，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检验检疫时，现场红外测温仪报警，卫生检疫人员将梁先生带入医学排查室作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依据相关方案和技术指南，初步判定疑似感染寨卡病毒。

　　此后，北京、河南等地陆续出现寨卡感染病例，多数患者是从疫区归国，在入境时即被查出。经医院隔离治疗后，发现的感染病例全部康复出院。

　　卫生应急体系的快速有序运转，化解了一次次危机。

　　2015年5月，韩国人金先生经中国香港入境到广东惠州的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将MERS病毒带入中国。这个于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近40%，一度被称为“类SARS”病毒。

　　出门前，金先生曾陪护住院的父亲，与韩国首例MERS病例共处同一病房2小时。

　　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后，广东省开始寻找感染者。5月28日凌晨2点，距通报仅4小时，疾控专家就根据线索在酒店找到金先生，将他送往医院隔离。

　　金先生的密切接触者也必须找到。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铁告诉记者，当时卫生部门与检验检疫、边检、民航、交通等部门联动，获得患者在飞机上、公共交通中的接触者名单，并向社会发出预警，请曾与患者同坐相关交通工具的旅客速与当地疾控部门联系，最终37名旅客通过电话主动申报。

　　“当时，我们调用了海关、交通、公安等国内多部门力量，精准掌握了密切接触者路线。”宋铁说，1周内，广东省内的78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隔离。

　　“后进生”给出中国方案

　　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动主动防控，“非典”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已建立覆盖全国的卫生应急体系。

　　而“非典”，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在描述“非典”在中国卫生应急中扮演的角色时，许树强和闪淳昌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里程碑。

　　“这是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起点。”许树强告诉记者，这样的应急体系由管理、资源、行动3个维度构建而成。

　　其中，管理指的是应急预案、体制、机制、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案三制”；资源包括装备、资金保障以及人员、队伍保障；行动则涵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善后评估等全链条和各环节。

　　在闪淳昌看来，以“非典”为发端，我国的应急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其间的转变显而易见。

　　2003年5月，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进入法制化轨道。

　　两年后，由闪淳昌等人起草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并在日后的演练和实战中不断完善。

　　应急机制也从单一走向协同。如今，以卫生健康部门为主，公安、交通、农业、海关、工商等多部门联防联控的工作模式已经成为卫生应急的常态，并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2009年流感大流行、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

　　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突然暴发并快速蔓延，成为继SARS疫情之后，全球范围内最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境内尚未发现感染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置之度外。

　　“我们得防住，埃博拉疫情不能传入中国。”许树强认为，联防联控机制在这一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埃博拉病毒先后传入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全球多个国家，但中国实现了疫情零输入。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解释说，简单来说，联防联控就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密切协作，以便于及时沟通和分享信息，也有利于资源的快速调配，能够去应对复杂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中国搭建应急体系的地基——“一案三制”的同时，还快速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