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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召开乡干部会议，邀请农民代表参加，通过阶级划分报告，经区政府审核批准后，召开包括地主、富农参加的乡民大会进行公布，宣布没收地主财产，由农会执行。

　　住我对门的一家被划为富裕中农。这家的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挺清秀，喜欢读书，对大学生挺羡慕，常主动来找我聊天。他说，这次土改队下来，组织大家学习，他父亲学习后认为，他们家会评上富裕中农。这“富裕中农”离富农和地主好像不远，让他感到别扭。“我爸爸在这一带可是劳动能手，如果慢慢地富起来，会不会也变成地主、富农？”我记得那时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在第二阶段中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对村民的历史进行普查，看有无犯罪行为。这多以开会和个别交谈的方式进行。

　　根据当时的工作日记，了解到的情况有：薛连胜历史不清白；马开举和薛长景干过伪军和国民党军；薛景球当过兵，开小差后干过土匪、小偷；马开祥当过土匪，抢过人；马永福、马家来、马开庭当过土匪；马开龙当过小偷。当然这只是本民反映的情况，未经核实。

　　第三阶段从11月24日开始，于12月5日结束，主要是没收、征收和分配。

　　土改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对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由于此地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时而为日占区，时而为抗日根据地，时而为国民党占领区，时而为解放区，土地占有发生不少变化，因此给确切掌握土地情况带来不小困难。有些地主在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后趁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这一地区后又返乡反攻倒算，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看这一地主是否有人命案。如确有人命案，则需另报审批，并且规定必须有人证物证。只有在上级审核批准后，才能将流亡在外的不法地主逮捕法办。

　　对一般地主，按本村人均分配土地。对富农则采取协商方式，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没收、征收的土地财产，形成分配草案，再召开乡农民代表大会讨论，由代表大会通过成为定案。

　　下一步工作则是土地丈量，划分地界。各家户主多为男人，他们即将离家参加治理淮河工作。临行前，家家户户都在作这项工作。

　　这几天天气温和，时而有些阵风。我和村干部一起，看着人们丈量土地。他们用的是一个像圆规一样的尺子，木制的，近一人高。由于土地并不是一块块方方整整的，有时还要议论核算究竟有多大面积。此外，还请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农鉴定土地的肥沃程度、离水源的距离等等。

　　第四阶段为发土地证。这一阶段要拟定土地契约书，填写申请书，颁发新的土地所有权证件，插标定界。

　　在结束土地分配工作后，进入复查阶段。全县组织200多人的土改复查组，深入农村进行复查。

　　在我看来，以薛集村的情况为例，我们在此地人生地不熟，管事的还是当地干部。如果干部假公济私，是难以发现的。在农村，家族宗亲的观念还很强，有些矛盾他们私下解决了，你也难知内情。

　　五河县土改后，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8.8亩，减少为4.84亩；富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2.07亩，降至9.7亩；中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6.1亩，增至6.6亩；贫雇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5亩，增至4.65亩。

　　五河县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我们又转战灵璧县，直到1952年1月22日前后结束，乘直达车返回上海。

　　重返五河县

　　2014年4月20日，时隔63年，我重返五河县，希望寻求旧日留下的踪迹。1951年我时年21岁，这年我已84岁了。

　　五河县旧城区正在拆建。旧日县城的唯一的一条街风仪街将按照原来的模样恢复，依然铺设青石片，路两旁的店铺将像过去一样，每晚关店以后，铺上长木板。

　　我们沿着淮河，驾车驶向凤凰乡。凤凰乡作为乡的建制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成为小圩镇的凤凰村。小圩镇党委书记白洛阳花了很大的努力，找到三四个当年的老人儿。其中的田广路和田广逢兄弟对我说，那时我在他们家包饭，邀请我去他们家看看。当年薛集村很少有砖砌的房屋，今天到了田家，见到的已是砖房。他们告诉我，五河县现在已难见到泥砌的农民房屋了。

　　小圩镇还帮我找到了当年的凤凰乡女政治指导员李辉。她当年风华正茂，善于言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她已有87岁高龄，前几天摔了一跤，不能走动。在她家，她向我伸出手来，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六十多年过去了，想不到今天还能见面。我拿出我的土改日记，翻到记录着她介绍凤凰乡情况的那两页，念给她听。她听后很感慨，说我是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