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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集村有453人，99户，有三个自然村落连在一起。村子尽西头均为马姓人家；往东一点多为薛姓，人数较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村中间是赵姓人家，较诚实温和，一般来说多属中间派；村东头均姓曹和王。

　　土改的第一阶段为宣传动员阶段。乡里密集召开了党团、干部、民兵、妇女、贫雇农、村民、农民代表等各种会议。其目的不外乎是宣传土改政策，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使之成为参与和领导土改的核心分子。

　　通常乡里召开各种会议，多由徐瑞华参加。他嘱咐我，在村里多找人聊聊，走门串户，听听农民对土改怎么想的。

　　我记得那时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地主如何欺压你、剥削你的？你受到过什么苦？你认为我们村谁是地主？我第一次见到一位老农，不知如何称呼他。他看到我手中还拿着小本子，敷衍我几句就走开了，我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我琢磨出，要先从聊家常入手，然后才可以提出想了解的问题。

　　我们在11月1日上午和11月3日晚召开过两次老农会，由徐瑞华主持。他要我将大家反映的问题记下来，为下一阶段斗争地主准备材料。

　　在讨论会上，我们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大家深入讨论。一次徐瑞华问，我们贫雇农为什么贫困、饭也吃不饱，是我们天生就命穷，还是我们不劳动？老农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哪有天生就命穷的事？我们家家哪一个不勤劳？可是我们为地主干活，或向地主租地种庄稼，到头来自己没得多少，大部分给地主掠夺了。

　　在这些会上，也听到各种反应。当时正是收获芋头的季节，有的农民说，听到要开这么多会就犯愁，农活谁来干呢？有的人说，可不要“坐飞机，吹喇叭，想得高，说得响”，真有那美事吗？在土改工作中，我体会到现实状况和所听的报告还是有距离，至少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农民似乎对地主也不像《白毛女》中喜儿和杨白劳对地主那么苦大仇深。在大多数农民看来，大势已定，你不斗地主也垮了，何必花这么多时间搞土改？有个贫农对我说，这一带土地贫瘠，即使斗了地主，分得几亩地，可自家又少农具，很难种好地，交了农业税肯定不够吃的，到头来要么接受政府救济，要么外出逃荒。我接触一些农民，这么说的还真不在少数。

　　土改的第二阶段从11月12日开始，到23日止。这一阶段主要是划分阶级。

　　上级要求，要讲清楚地主和富农的分界线，富农、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分界线，中农和贫农的分界线。在讲解如何划分阶级时，要善于利用启发式和问答式。先划地主，后划富农；要先划明显的和不复杂的。

　　经过十多天会上讨论、会下议论，薛集村99户、453口人究竟谁是什么成分，大体上逐步明朗起来。初定有三个地主。

　　第一个是吴化新，以前有200百多亩地，现有150多亩。当过伪保长。自己不劳动，雇长工，放过债。抗战八年，此地为拉锯地区，反霸减租减息斗过他，他也回来反攻倒算过。目前土地全部出租，但收不到租。

　　第二个是薛硕甫，有120多亩地，大部分土地是1930年后购置的。其父是教员，本人务医。淮海战役后全家迁往蚌埠。自己不劳动，家里女的劳动，以前雇两个长工，现全部出租给大田村一个佃户种。

　　第三个是马开文，以前有过100多亩地，抗战八年和近三年不断卖地，现只存半数。曾当过共产党乡长，也当过伪保长，八年抗战反霸斗争中曾斗过他，后逃亡蚌埠。

　　这三个地主都不大，也不在本乡。我去薛硕甫家看过。他家根本没有什么庄园或大院，只有一间客厅和四五间卧室。客厅约30平方米，没有什么家具，现在成了堆粮食的地方，有三四百斤绿豆堆在那里。他本人不在村里，留下的只是他家的亲戚。

　　有的农民要求抓个地主回来斗一下，再三商量后，我们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押回吴化新，接受人民审判，但未获批准，只能找吴化新家留在村子的一个代理人进行批斗。

　　那时对批斗地主是有明确政策规定的。我们事先做了很多准备，还进行过试斗地主的演习。大家讨论了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土改队、村干部还要帮助苦主准备控诉材料，并防止在斗争中对地主乱打、乱绑和变相肉刑。

　　这次批斗地主大会相对比较温和，农民主要倾诉当年遭受地主欺压之苦。一些贫下农声泪俱下，而雇农、佃户则大多不太表态，也难得听到他们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