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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是通信机问题。根据赵梓森的技术方案，光导信号必须是数字信号，需要数字式通信机(PCM机)。但符合PCM机要求的半导体集成块，一些欧美国家正在研制，还未成功。

　　面对这一“世界难题”，赵梓森没有退缩，也没有等待，他尝试通过“脉冲调相”来替代解决，并在试验中取得成功。随后不久，有外国团队半导体集成块研发取得突破，赵梓森迅速指导团队利用这些集成块，研制出了PCM二代机和三代机。

　　至此，光纤通信的三道“难关”都相继被攻克了。剩下就是真正商用检验了。

　　1981年9月，邮电部和国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称“八二工程”。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汉四个市话分局。

　　由于长距离传输，光纤无论是悬于空中，还是埋于地下，总难免发生意外出现断裂。“这些断点有的显而易见，查找容易，有的则十分隐蔽，查找困难。”赵梓森至今还记得当初无数次半夜被叫起来赶往几十公里外修光纤。

　　若干年后，曾经的同事、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总顾问毛谦谈起光纤通信实用化阶段的艰辛时，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次次不分昼夜、不分寒暑随叫随到的检修。当时已是院领导的赵梓森每次都和20多个同事挤在一辆8人座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

　　1982年12月31日，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实用化系统——“八二工程”按期全线开通，正式进入武汉市市话网，标志着中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孜孜追求 一生为通信技术创新不停歇

　　1995年，赵梓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后，赵梓森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担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首席顾问，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的博士生导师。已是87岁高龄的赵梓森每天坚持上网查看国内科技学术网站，时常奔赴各大城市甚至海外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赵梓森对自己在我国光纤通信技术上的重大贡献总是看得很淡。每每有人敬称他为“中国光纤之父”时，赵梓森都会摆摆手说，“就是我不搞光纤，还有别人会搞光纤，光纤是世界发展的方向，谁都会跟着来，我只是先走了一步而已。”“至于当不当‘父’,只要我做的事情能对老百姓，对社会有用，我就很高兴了。”

　　赵梓森现在本可以不去上班了，但院里仍然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实验室，他告诉记者，他的时间安排很紧凑，也很规律。每天都要去实验室，上下班都是步行。“走路也锻炼了身体，上班走20分钟，下班走22分钟。”

　　同样距离的路程，为什么用的时间不一样呢？记者正在纳闷，赵梓森突然笑起来，说“一个是下坡，一个是上坡嘛。”

　　赵梓森的妻子范幼英也是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所谓专家专家，就是什么都不会，一辈子只会干一行。”范老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赵梓森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事业，即便是现在，还是坚持看各种研究报告，关注光通信的方方面面。

　　前年，赵梓森通过海外学术文章了解到，现在光纤的主要材料二氧化硅，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氯气，对环境尚有一些不利影响。为此，他建议用有机硅代替，更加环保。赵梓森的建议得到了新成立的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的采纳。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部分光通信领域已领先全球。赵梓森院士所在的武汉东湖高新区也已成为与美国硅谷齐名的“中国光谷”。

　　“技术永远是不断发展，我们不抓紧推进，就会落后于人。”赵梓森说，他已深切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国际竞争的白热化。“中国现在的光纤，已占世界光纤市场的半壁江山。接下来，我们要使用新材料，做更高水平的光纤，继续在世界领跑。”

　　生活中，赵梓森非常简单。他最大的爱好是拉小提琴。高中时期，赵梓森就开始拉小提琴，门德尔松、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知名大家他都喜欢。这一爱好，赵梓森一直坚持着，几乎每天都有必拉的曲目，80多岁后，由于手指灵敏度下降，才开始放弃拉琴，改听音乐。

　　音乐也是赵梓森夫妇共同的爱好。“他拉琴的节拍不一定很准，但绝对投入，锲而不舍，独具韵味，并且每天都拉，从不间断，如同做人……”范幼英说，赵梓森在光纤技术研究最紧张的日子里，仍坚持天天拉琴。其中，有一个关键技术设计就是在拉琴时猛然想到的。“灵感，常常伴随着他的琴声起舞。即使再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个乐观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