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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再三努力说服领导，赵梓森在单位办公楼一楼厕所旁改造出一间实验室。他找来几位年轻同事做帮手，采用最简易的实验设备(电炉、试管和酒精灯等)、最简单的工艺(烧烤)和最基础的原料(四氯化硅、氧气)，经过一年多时间数千次的试验，熔炼出高纯度的石英玻璃。以此试验为基础，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绘制出300多张图纸，利用旧车床和废旧机械零件制造出一台光纤拉丝机。

　　一次实验中，赵梓森不小心将四氯化硅液体喷进右眼。由于氯气释放浓度太大，眼睛剧痛，晕倒在地。同事们赶紧将其送进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都愣住了，没见过这种情况，不会治。”赵梓森说，“后来我跟医生说，用蒸馏水冲洗眼睛，然后打吊针消炎就行。”眼睛刚一消肿，还未痊愈，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国第一根实用型、短波长和阶跃型石英光纤终于诞生了。在1977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通过自行研制的光纤，成功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引起国家的重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追求真理不盲从 为我国光通信技术探索出正确路径

　　当时的中国，因为长期的政治运动和信息闭塞，几乎没人相信玻璃丝可以通信，而且，自主研发的试验条件不具备，既然美英等国已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我国是否可以引进外国产品来发展我国通信技术？

　　“科学没有捷径可走。通往真相的路，得自己寻找。”赵梓森意识到，虽然依靠进口光纤可以短时间内建构起我国的通信网络，但核心部件却永远被人“卡脖子”。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我国支持和发展光纤通信研究。

　　其实，在当时，我国多个部委和研究机构也都着手研究光通信技术。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开展激光通信研究的方案也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并在1972年3月正式立项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23”机，主要从事光纤波导数字通信和大气激光通信的研究。

　　1973年，赵梓森在发现“大气传输”存在重大缺陷后，又发现“723”机项目其实也行不通。这个项目采用的多组分玻璃光纤的提纯有极大难度，而且这种光纤的品界反射与散射导致光传输效果不佳。“项目虽然用到了半导体激光器，但只是用于提高泵浦的效率和代替水冷器等，而不是直接做光源。”赵梓森认为，“723”项目存在技术“路线错误”。

　　发现当时国家确定的两个科研方向“前途堪忧”后，赵梓森决定另寻他路。1974年8月，赵梓森向国务院科技办专门提出，以石英光纤为媒介、半导体激光器做光源、脉冲编码为调制方式的光纤通信技术路线，并被列为国家“五五”计划重点赶超科研项目。

　　接下来，赵梓森又主持制定了用MCVD法制造石英玻璃光纤预制棒的技术路线。“这就是后来的光纤技术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说，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条正确的技术路线，才引领中国通信光纤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少走了很多弯路。

　　光纤、激光器、通信机，是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光纤制造出来了，还要解决另两个问题。而这两者在当时都是空白，无任何基础。如果单靠自力更生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如此会极大地延误光纤通信在我国的推广使用。

　　“在当时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条件下，想自力更生去攻关，都无从下手，连工具都没有”。赵梓森回忆那段经历，仍然感慨自己当时的勇气。他坚持认为，试验条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人，只要有心，任何限制都是可以突破的。

　　第一步攻关是研制实用型光纤。拉出第一根光纤之后，赵梓森和团队又经过近三年的试制探索，于1980年4月使拉制出的长波长光纤最低损耗值在1.55nm处达到0.29dB/km,最终达到实践应用的要求。

　　半导体激光器是赵梓森等人面临的又一“拦路虎”。“我知道，引进技术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决不能单纯依赖。所以我大胆起用年轻人领导激光器自主研发。”回忆起当时决定，赵梓森至今仍深感欣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方主导的长江激光终于生产出我国第一个享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长波长半导体激光器，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