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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关部门还下发文件，鼓励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才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流动。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政策是否能落实，还需要观察。

　　一个可喜的事件是，2018年9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先前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清华大学教授付林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中央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做出新担当、新作为的举措，在地方上引发了热烈反响。其实，针对“不能为”、“不会为”，不少地方都想下猛药，可是执行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变通。来年的基层治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非常值得观察。

　　六、涉企刑事大案令人眼花缭乱，政法系统捍卫民营经济表态不断

　　2018年的刑事大案中与政商关系有关的不少。

　　比如，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当事人的“鸿茅药酒案”，显示了政府对本地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弊病。由于地方政府处理不当，民事、商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甚至变成公共事件，是长久以来的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的治理弊病，“鸿茅药酒案”绝非孤例。

　　还有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问题疫苗案。涉案公司之前就曾被曝光过生产不合格疫苗，但地方监管部门并未有太大作为，直到2018年由欠薪员工举报，国家药监部门介入后才遭查处。该案不仅涉案企业主被捕，企业吃了史无前例的91亿元罚单，而且引发官场地震，是典型的“政商互害”。

　　2019年，包括巨额处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监管制度创新，将加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当然，也有一些案件还涉及地方官员对中央阳奉阴违。突出代表是“秦岭违建整治”和“凯奇莱案卷宗丢失事件”，这两起案件经中央介入，已得到严肃处理。

　　事实上，中央尤其是政法机关这几年确实在让政法工作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做了表态。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随后，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陆续表态，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被提到了“零容忍”的高度。

　　在具体案例上，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张文中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第一案。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撤销了原判对顾雏军的一些量刑，其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该案多名同案人被宣判无罪。

　　七、智能+政务强势来袭，数据治理考验政商新关系

　　2018年，马云宣布了他的“退休计划”，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给治理带来的新难题才刚刚开启。中央政治局在10月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集体学习，2019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智能+”，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政商博弈的新领域，鉴于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现象，中国的做法可能带来全球效应。

　　事实上，“监管”早已无处不在。例如，游戏版号审批受限以及密集的游戏监管政策，今日头条、抖音、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等先后面临整改，内涵段子甚至被永久关停。

　　如果说这种监管还比较“传统”的话，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的后续则更有指标意义。不仅滴滴公司遭受重创，影响力还贯穿整个网约车市场，几乎所有相关公司都迎来了中央和地方检查组的入驻。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者正在推动滴滴将数据对接已经搭建好的政府数据平台，从而形成更为高效、严格的监管。而在此之前，由于数据是其核心资源，政府管理部门在要求滴滴接入数据过程中遇到极大困难。

　　立法成为政商博弈的前沿。《电子商务法》最终在2018年10月通过。这部法律很多地方都打破了过去的“常规”，反映的是监管者对(垄断性)平台的焦虑。结果是，平台责任和消费者保护力度得以强化，自然人网店登记制度也最终落地。一家经营了9年的淘宝个人网店，在12月正式办理了全国首张以淘宝网为经营场所的个人网店电子营业执照。首批微信版/支付宝版电子营业执照、首张全国电子社保卡都在年内出现。

　　这背后反映的是“数字化营商环境”的大潮，以及国家对“数权”的治理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