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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税的意义，应跳出“减税”本身来看。政府在减税降费之上，还叠加了压缩一般性支出5%以上、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两项政策。在“过紧日子”的背景下，利益如何分配，考验政商之间的博弈能力。政府的自我革命是减税降费取得成效的保证，否则就会再次出现所谓“黄宗羲定律”，也就是税费会在下降之后涨回到更高的水平。

　　当然，除了“减”，也有“加”。环境保护税在全国顺利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虽然生态意义大于财政和税收意义，但也有助于化解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

　　另一个“加”其实应该是“补”：因范冰冰“阴阳合同”风波，影视从业人员涉税问题引发舆论关注，各地税务机关的调查核实不仅让影视行业“大出血”，而且促成影视机构纳税方式的调整，顺带还引发对影视公司热门注册地、被称为“避税天堂”的新疆霍尔果斯市的关注。事实上，早在2018年1月，由于国家要求各个地方自行制定的跟财税挂钩的优惠政策暂停，当地的增值税返还政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就已经暂停。这其实只是2018年国税地税合并对招商引资政策的众多影响中的一小朵浪花而已。

　　过去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企业承诺的一些各种税收和社保优惠，因为不合规而逐渐暴露，地方政府和企业如何适应这个新形势，将对来年的政商关系产生持续影响。

　　四、中美贸易谈判走向明朗，对外开放全面加快步伐

　　2018年年初，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笼罩在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的波动情绪中，这场摩擦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贸易层面。然而到年底，中美贸易谈判已呈拨开云雾见天日之势。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同月，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推出“升级版”。2019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是一部基础性法律，以此为标志，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即将迈入新阶段。市场准入与外商投资两个负面清单也于年内发布。至于“技术”层面的举措更不胜枚举。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特斯拉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设立的独资车企。李克强总理2019年的首场外事活动，见的就是特斯拉CEO马斯克。总理的会见被广泛解读为一种表态：把中国市场变成全球新能源发展的真正主战场，倒逼本土车企在新技术和新产品上更快速迭代。

　　事实上，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各种骗局频频遭到曝光，发改委宣称要用硬性技术指标和投资门槛来整顿行业乱象，清除一批“PPT造车”企业和靠骗补生存的企业。

　　五、高层决心破除形式主义，公务员晋升迎来新激励

　　云南楚雄生于1980年的干部李忠凯，因一张干部任前公示照片显示其一头白发，与其年龄极不相符，而成了“网红”。李忠凯对媒体表示，自己确实是因工作劳累而致“白发苍苍”。中央显然注意到相关舆情昭示的基层难题，因而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整治基层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致干部疲于奔命等形式主义弊政。

　　政商关系要想“亲、清”，党员干部是关键少数。中央在2018年底做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的重大判断。如果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突出的话，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激励党员干部有所作为、积极作为，成为新的迫切任务。

　　2018年年中，高层表示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修订草案)》通过，过去的“非领导职务”表述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职务”与“职级”并行的运行模式。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来印发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中明确规定，职务职级并行主要是为了解决基层公务员因职数限制而造成的晋升通道不畅的问题。新的规定则拓展了职级晋升空间，提高了这部分人的工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