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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贺滨指出，为了应对医保基金快速增长，“4+7”带量采购降低药价是一方面的措施，另一方面，真正的大头便是对辅助用药的限制，“(辅助用药)规模这么大，第一批监控名单别说20个，200个都不够。”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刚刚推出《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因此很谨慎，“漏网”的肯定很多，未来目录调整“有进有出”应是常态，接下来肯定还要发布第二批、第三批目录。

　　茅益民表示，尽管国家决策层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一些可用可不用的药品，但是应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其退出机制。比如说，辅助药品要在多少年之内完成上市后研究、补充提交哪些证据等等，否则药企缺乏临床研究的动机。

　　相比之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临床药学副教授陆芸介绍说，美国FDA有一整套非常严格的新药审批制度。在美国，一个新药在上市前，需要有三期的临床试验数据来证明其安全和有效性；在上市后，还要通过四期临床试验来检验其疗效与不良反应，如果有问题，要么修改说明书，要么直接退市。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已上市的药物对患者肝脏的损害本身就非常小了。

　　国有每年发病人数居全球第二位的肺结核患者，有全球人数最多的肝癌病人，有4亿左右的各类肝病患者。从这一角度而言，保肝药影响甚广。不过，陆芸却表示，其实保肝药只是冰山一角，国内在用药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保肾药、升白片(用于升高白细胞)、中药注射剂等等。保肝药的滥用也并非仅是某一位或某一些医生水平不高或医德不端造成的问题，而是与整个医疗体制都相关。从医学专业角度出发，需要社会管理各个层面、医疗机构与医药行业共同持续的努力，尤其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才有可能让这一局面有所改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云、牛志捷、方一帆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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