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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其实也不全然是，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做，很多文化遗产再不去抢救，就全没了。像中国的古村落，已经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经常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老村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村子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没了。

　　后来国家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2012年发动立档调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在全国选择5000个极具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命名保护。

　　羊城晚报：您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光是为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出版的书籍数量就很可观，是怎么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来的？

　　冯骥才：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组织了几次画展卖画，将卖画的收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资金。有一年在苏州画展，我把心爱的画全卖了，一时觉得家徒四壁。当天展览落幕时，画作都有了买主，我让摄影师帮我拍了一张照片，从那一刻开始，就跟这些画作说再见了。不像书，画的原作卖出去了，就永远也看不见了。我还是很伤感的。

　　过去20多年，我白天往各地跑，做大量的调查，很多时间的写作是做文化档案、做普查提纲。没有人劝我这么做，但我觉得必须做，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要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底，才能真正催生对文化的热爱、对民族的自信。

　　非虚构也有魅力

　　应该放缓脚步

　　关注严肃文学

　　羊城晚报：虽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暂别小说，但最近几年您接连出版了《凌汛》《无路可逃》《炼狱·天堂》《激流中》等多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近年来也很热门。在您看来，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是什么？

　　冯骥才：非虚构的东西大家之所以比较喜欢，应该是虚构文学衰弱的表现。如果虚构文学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特有的魅力，就像19世纪那样不断有伟大作品诞生，那么我想它的空间不会被非虚构侵吞得这么多。但是说到底，非虚构也有非虚构的魅力，它凭着事实说话，它是历史的本身，也是现实的本身。只能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太精彩了，变化太快，太有吸引力，造就了非虚构文学的旺盛。

　　不过，事实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不是写出来就是文学，也不一定。记者也可以通过采访把事实写出来，写出来也是很好的作品，在新闻上也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它不是文学。非虚构文学是什么？是在现实中拿出有写作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写的时候，它得是文学。文学的第一位是思想。人人都能写作，但不是人人都能创造。

　　我两种都爱，两种都写。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用了近十年采访调查，写了一本反映“文革”记忆的书，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应该算是最早一批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吧。

　　羊城晚报：您说虚构文学在衰退，但是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却在升温。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高质量的文学活动总是能吸引很多人参与。

　　冯骥才：这绝对是好事！人们关注文学，特别是关注严肃文学，说明人们对自身的精神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了。严肃文学属于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是更本源的文化，也更具精神性。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太物质了，人们应该放缓一下脚步，眼光不能只盯着现在，也要关切历史和未来。

　　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现任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两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