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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这些材料必须是真实的，是从生活里来的。写历史小说，材料就是从历史生活里来的。这需要大量的积累。比如我写天津老城，我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对这个城市太了解了，我做过老城的抢救，曾经带着我的团队，将近100人，把整个天津的历史文化捋了一遍，重要的东西一一拍摄记录，对天津的每一条街巷，都有地图刻在心中。落到小说里，我的人物从什么地方来，去什么地方，都在我脑子里一目了然。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生活、经济、社会、文化，拥有很多的细节记忆，但我都没有铺开来写，单单说纸局吧，我要不节制的话都能写几万字，因为我对这个太了解了，从小画画，围着纸局转，这一行里的各种规则，我太熟悉了。再比如说文人的书房，是什么样的，我跟老一代的文人接触多了，文人用的文房四宝、纸笔墨砚，书房是什么样的气息，都在我脑子里。我想给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什么样的书斋，很自然就想出来了。

　　比如我写欧阳觉一家是从宁波来到天津，因为我自己就是宁波人啊。写宁波来的人物，我容易找到感觉。他们会从宁波带很多细节来，带来他的仆人，宁波人的吃饭、穿衣都有他们一套，宁波人都瞧不上外地的裁缝，我现在穿的外套都是宁波裁缝做的。

　　其实就是生活中很多零碎的细节，最终成为写作的素材。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边写到有个女孩马斯洛娃眼睛有点斜视，我想他一定在现实生活中看过别的女孩眼睛斜视，跟这样的女孩目光接触时，会有一种特异的感觉，搁在小说人物身上，读者就会有相当真实的感受。这是小说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将万千的生活感受融会贯通，但到出手时绝不只是对生活进行简单复制。

　　羊城晚报：《单筒望远镜》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00年，而之前出现在您长篇《神鞭》《三寸金莲》中的“辫子”“小脚”也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您为什么会那么在意那个时间点？

　　冯骥才：1900年是中华民族最贫穷、最愚昧的时期，我们在全封闭的情况下，眼光狭窄，对世界不了解，而且也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这时候最容易看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问题，包括鲁迅说的国民性的问题，也包括后来说的落后挨打的问题。中国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时代看得最清楚。我希望通过这个时间节点的小说创作，启发人们从历史上更深层次地去反思中西文化的交流，该如何去选择今天和未来的道路。

　　羊城晚报：选择单筒望远镜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是基于偶然的灵感还是苦心酝酿的结果？它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冯骥才：单筒望远镜在天津的古玩店里很常见，多是外国人留下来的。有一回我在古玩店看到它时，正好我在想这个小说，觉得特别适合。单筒望远镜有一个特点，必须一只眼看，有选择地看。在爱情的立场上，单筒望远镜一定是选择对方美好的视角。在文化的角度来看，单筒望远镜又一定会选择自己好奇的东西。小说中，欧阳觉和莎娜互相吸引，同时莎娜很好奇中国人的小脚，欧阳觉则看到外国人奇形怪状的头发、服装等，这都是单筒望远镜带来的选择。

　　用单筒望远镜作为交流媒介，当两种文明对立的时候，就会把对方的负面看得比较大。大量的误解，构成了那个时代的背景。选择对抗还是交流，决定了人物命运和历史的走向。这对现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启示。

　　“我是一个失败者”

　　放下写作转型

　　卖画保护村落

　　羊城晚报：上世纪九十年代，您为何会暂别挚爱的文学，跳进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漩涡里”？

　　冯骥才：与其说是我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对我的选择。我们赶上了一个社会转型期，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但转型的时候一定要将前面的文明成就瓦解、毁灭吗？当然不是这样，过去的文明中存在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传承，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在中国人急于想富起来的时代，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人都在追求物质。知识界站在文化的立场，总会比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就应该有一批人先站出来，大声呼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最初，我喊出保护文化遗产时，人们还不理解，当时，我就是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想法，只能先把写小说这支笔放下，做出牺牲。虽然说这样的牺牲对个人大了点，但我想回馈给社会的，应该是比小说意义更重大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觉得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就感大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