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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党的经费十分紧张。杨匏安身患肺病，7个孩子中有2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一家人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从不向组织叫苦、伸手，总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他白天当编辑校对，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

　　1934年1月，阮啸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面对财务管理混乱、贪污浪费等棘手问题，阮啸仙健全审计组织，选配好各级审计工作人员，为审计人员规定了“六不准”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在阮啸仙的带领下，审计人员接连对中央直属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运总局等单位进行财务审计稽核，查出大量问题，追回多笔贪污款项。仅在瑞金县，就追缴贪污款达6万多元。阮啸仙敢于碰硬、大胆揭露问题，为中央苏区深入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提供了一项项可靠依据，赢得了审计战线上的一把“铁算盘”的尊称。在他的努力下，苏区中央机关有29名贪污分子被送上法庭，使军政机关每个月减少开支20余万元。

　　1927年8月，许白昊被调往上海工作。临行前，他将经手过的湖北总工会的经济款项全部移交于湖北省委管理，并出具全部的经济报告书及现款、存折等收支总账。

　　为保证工会经费不致流失，次年1月，项英、许白昊、刘少奇联名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查核湖北全省总工会存湖北省委的经济用途，“如该款项开支账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负责人绝对负责，以免重蹈‘二七’京汉恤款之覆辙，重危本党对工人阶级之信任而维党纪！”

　　一片赤诚之心，跃然纸上。

　　“死可以，变节不行”

　　对革命先烈来说，对党绝对忠诚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

　　在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候补委员萧石月任职仅19天就光荣牺牲了。

　　1927年5月，马日事变爆发后，萧石月率锡矿山工人纠察队取道蓝田前往湘潭，意欲按照要求配合各县农军围攻湖南长沙。途径晏家冲时，遭到叛军伏击，萧石月率纠察队浴血奋战。在激烈战斗中，萧石月用手枪击倒了几个妄图活捉自己的敌人。在枪内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之时，萧石月将枪口调转，对准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

　　萧石月牺牲后，家里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工作的李维汉给萧石月老家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萧石月的革命经历，并写道“(萧石月)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于锡矿山”。在牺牲20多年后，萧石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6月29日，张佐臣、杨培森等人在开会时被捕。入狱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二人毫不屈服，视死如归。张佐臣对难友说：“革命是会胜利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看到许多党和工会的干部被捕，杨培森心情沉痛。尽管意识到他们可能马上会被杀害，但丝毫没有畏惧与退缩。他说：“我们既被捕，只有死而已，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

　　7月1日，张佐臣和杨培森神色自若，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牺牲时，张佐臣年仅21岁，杨培森终年44岁。

　　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与北方局、北京市委领导开会研究应对时局对策时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有空闲就与狱友谈论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遇难前，他唯一的要求是，请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押至北京安定门外。面对敌人的枪口，王荷波视死如归，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吓得刽子手们慌忙开枪，时年45岁。

　　1928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许白昊在参会时被捕。6月，许白昊等人在上海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正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项英含泪为他写下传记，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个最忠诚最勇敢而能战斗的党员，中国职工运动中最好的群众领导者与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