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健康报移动版

　　“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这是杨培森在学会唱《国际歌》后对张佐臣说的。张佐臣早年在上海杨树浦日商大康纱厂做工，是该厂工会的最早组织者。1924年，刚满18岁的张佐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张佐臣被组织派到浦东工作。面对比自己年轻近20岁的张佐臣，杨培森心怀敬仰，与之成为忘年交。一天，张佐臣在开会时教大家唱《国际歌》，这一场景深深打动了杨培森，使他感到情绪激昂、充满干劲，很快学会了这首歌。由此，杨培森也对党产生了无限向往，找到张佐臣表明入党的心意。不久后，杨培森在张佐臣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后，阮啸仙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沈阳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其间，阮啸仙常对同志们说：“革命处于低潮，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的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

　　“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王荷波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匾，匾上有“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

　　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王荷波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和其他工人一样，他身负养家糊口的责任，每天要做10多个小时的体力活。下班后，还要处理工会的各项事务，经常忙到深夜。由于工作劳累，加之生活贫困、营养不良，王荷波的身体日渐消瘦，妻子为他担心，工友们劝他注意休息。但是，王荷波全然不顾，依旧为工人的利益日夜奔忙。

　　凭借大公无私的品质、乐于助人的性格和真心实意为工人办事的行动，王荷波赢得了工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王大哥”。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

　　杨匏安在杨家祠东厢阁楼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其成为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为当时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诞生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从五四运动中，杨匏安看到青年学生的潜力，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杨匏安撰写了创刊《宣言》。他不仅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还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和军队，同青年团员携手革命。

　　大革命运动中，蔡以忱是湖北教育界“一最活跃最有作用的人物”。1925年，蔡以忱与同志一起创办了崇实中学。开办学校的目的之一，是以教书作为掩护，更好地开展斗争，从事革命工作。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有部分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里的革命气氛日益浓厚，蔡以忱也将培养革命力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蔡以忱亲自创作了一首校歌激励他的学生，“红日东升，革命青年，爱惜革命光阴。日常学问，在革命旗帜下，以求友声。求自由，求平等，要奋斗，要牺牲……”

　　1927年2月，杨培森因积极带领工人群众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被英商老板开除。在筹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时，杨培森打起了自己一家人仅有的一点田产的主意。家里原本就生活困苦，日子全靠七八亩田支撑。但是，为了给武装起义购买枪支，杨培森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地卖掉，把钱捐了出来。起义爆发后，杨培森亲自带领工人纠察队攻占了浦东警察署，夺取了俞家庙军营，缴获了一批马匹和枪支，并严惩了日华纱厂的恶霸工头和帝国主义走狗。为此，浦东地区的群众特地给杨培森送去了一块匾，以示感谢。

　　“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为官廉洁，家境清贫”，这是周恩来对杨匏安的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身居国民党要职，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但是，杨匏安坚持用人唯贤，不肯徇私滥任，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不为亲朋故旧说情，保持着廉洁朴素的作风。当时，杨匏安从国民党那里能领到很高的薪金，但是大部分都被他作为党费上交给了共产党。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管理大量钱财，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为。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杨匏安发现后让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他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过中秋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他告诫家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