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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棉棉感动的是，《糖》从出版到现在，都有读者给她留言，“也有人以赛宁的名义给我写情书，上面只有一句话：‘你是我永远的爱人’。我想我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爱与情感，这是文学给我的。”

　　谈及电影进展，棉棉表示，目前电影还没有确定导演，她自己写了好几个改编版，等确定导演后再根据导演意图来改编。虽然很多人都建议她自己导演这部电影，但她还是希望找个比她更卖座更年轻的男导演。

　　“不同的年代，我心里为《糖》拍过不同版本的‘电影’。有时我会专注南方街上的少年，有时我会专注红和赛宁的整个爱情故事，有时我会专注红和小虫他们在上海97俱乐部的那些夜晚，有时我会通过一位当年到过上海的美国人的眼来看这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在网上发现了一篇写上海夜生活的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好像对我们很熟悉，但我们却并不知道他是谁，于是我和好朋友Casper想，这也是一种述说《糖》的角度。《糖》是一种档案，在很多年后人们称它为文化。此时我心中的《糖》，就是这一对如丝绸般迷惘的年轻人恋爱时的一些对话和一些歌曲，歌曲的演唱者有木马、边远、姜昕、田原、小于一……尽管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但《糖》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曾经照亮了无数人的小宇宙，以至于反射出的光芒过于强烈，而几乎淹没了我。”

　　作家的作品都应对巨变的时代有回应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棉棉表示，她的写作一直都在都市的中心，在回应生活给她的感觉，给她的人物的感觉。“在《糖》以后的几年，开始渐渐地出现了博客，又有了微博，我觉得这种感觉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在微博以前，我还是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微博出现以后，我发现其实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很多想法跟我都非常不一样。我觉得高科技带来的这种连接，其实更多地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无法连接。每个人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孤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感觉上，我觉得我们的文学要非常激烈地来回应。回应这样的一种现实，我觉得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现实里边。”

　　棉棉认为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应该要对巨变的时代有回应。哪怕他是写一个远古的故事，但是他的视角、他的观点一定要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所呼应，“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我们的电影，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音乐，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他的职业道德。”

　　棉棉说她在做的很多行动都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在跟读者保持着一种有创造力的连接，“包括我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跨界合作一样，我觉得都是对我们都市的变化、文学形式的变化的一种回应。当然有可能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的，我只是这样的一个作家。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棉棉说这些年她其实特别想写一篇反对自杀的文章，“一定要学习死亡的科学，了解死亡的过程——我想如果用文学的方式说出这些，可能会有更多人相信并被影响，继而放下手中的屠刀。文学可以帮助我们与生活重新联系。其实我的每一本小说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写，每一本小说背后都是一个心碎的我，其实我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我一直坚持着。我觉得活着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从来没办法坐下来就写，我需要准备，非常像一种进入祈祷的状态，我希望是写给一个我喜欢的朋友的样子。这些都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因为写作的问题就是生活的问题，而生活的问题就是修行的问题，这里没有捷径，也不可以有任何抱怨。”

　　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情感

　　有文章评价日本青年人的社会，称之为“低欲望社会”，对此，很多中国当代青年也很有共鸣，甚至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更喜欢单身的生活，更喜欢跟朋友而不是恋人待在一起，不再那么热衷于恋爱，而结婚更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对此，“先锋派”棉棉却认为低欲望应该是建立在一种认知上而不是压抑上的，“我们确实物质欲望泛滥，由于信用系统的混乱，很多人都在花自己的信用，提前透支。我们的年轻人最缺乏的是爱和情绪的教育。日本我不清楚，中国远远没有到低欲望阶段。压抑不是低欲望。欲望是一种能量。如果没有爱和情绪的教育，欲望的能量不会就此消散。至于单身和不结婚以及离婚率高，是肯定的。因为连接的发达带来了更多的疏离。这是为什么人们更需要文学！文学是从人的内部入手的。而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看的故事就像抖音里或直播电台那样的，很多人放弃了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