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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22岁的黄药眠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并开始了教书生涯。在家乡教书期间，黄药眠时常寄一些诗歌给郭沫若，郭沫若回复：“诗好！”这让黄药眠十分高兴。

　　虽然梅州地处偏僻，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一定成功”的歌声却遍传山野。黄药眠意识到，不能再躲在偏僻的山区里教书，他写信给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希望去那里工作。一个星期接到回信，于是他毅然辞去家乡学校英语和国文老师的职业，来到了风起云涌的上海。

　　1927年，在上海创造社下，黄药眠开始在《创造周社》《流沙》等报刊上，发表了《晚风》《我死之夜》《黄浦滩的中秋》《握手》《五月的歌》等诗，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从而奠定了他浪漫派诗人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充满诗意、激情的文艺论文，如《梦的创造》《非个人主义文学》《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等，为探讨当时创造社文学发展方向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使他在文艺理论界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决意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他，潜心研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黄药眠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与夏衍等多次商讨筹办“左联”事宜。

　　1929年秋冬，黄药眠被派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并在此期间，学习了列宁主义。4年后，黄药眠放弃了莫斯科平静的生活，绕道海参崴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向上海党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之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黄药眠被判处10年徒刑。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即奔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38年到武汉养病。后撤往长沙，加入“青记”，并同范长江、胡愈之等一起创办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

　　在此期间，黄药眠创作了大量的饱含悲愤之情的抗战诗歌，对民众中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作为中国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他实际上负责着除四川之外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文艺的理论导向工作，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等长篇论文。

　　同时，他还负责组织了桂林文化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经常组织举办有关诗歌创作、诗歌形式的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诗歌批评的论文，像《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论诗歌的创作方向》《论诗歌的手法及其它》《论诗底美、诗底形象》等，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业余时间里，他举办各种文学讲习班，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因而在当时的桂林文化界被人们称为黄大师。

　　命运动荡起伏

　　始终心系国家和文学

　　皖南事变后，黄药眠逃亡到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常为《国际时事论丛》《华商报》撰稿。

　　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黄药眠回到家乡梅州，潜心着述，为《当代文艺》《文艺生活》等报刊撰稿，写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诗论》、译有俄文诗选《莎多霞》等。

　　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黄药眠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1944年日军南侵，他撤往成都，为《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文艺副刊撰稿，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黄药眠再度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兼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人民报》主笔。后为培养革命人才，与友人创办了达德学院，任文哲系主任。同时，黄药眠兼做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的宣传工作，主编《光明报》。并活跃在香港进步文坛上。这一时期，黄药眠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学》，小说集《暗影》、《再见》，长诗《桂林的撤退》，散文集《抒情小品》，政论集《民主运动讲话》等，并兼任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的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到1957年，这段时间对于黄药眠来说，是动荡生涯中少有的平稳安定而又意气风发的几年。在他的指导下，北师大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黄药眠担任教研室主任。

　　同时，他领头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美学系列讲座，他自己也身置其中，对美学、文艺学问题的思考是具体的、深入的和带有独创性的。正是在他一手操持与积极努力下，北师大文艺学学科逐步确立起来，并且获得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