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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乡镇干部硬着头皮上路执法。有司机质疑他们没有执法权，不让拦车和检查，双方起了争执。司机拍视频发到网上，产生负面舆情，县里追责下来，受处罚的是乡镇干部，本应承担牵头责任的公路局干部，反而平安无虞。

　　在南方某贫困县的产业扶贫过程中，部分乡镇向县里和市里反映，产业扶贫推进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强推硬上，可能导致产业发展失败或者产业过剩，建议向省、中央层面反映并调整思路。但是县和市里相关职能部门认为，在各地积极宣传成绩的背景下，自己去反映困难和问题，会对地方和自身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不往上反映。

　　基层干部认为，原本县市一级拥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应当积极参与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但有的地方把任务全部往下推；下级有困难有问题，本应往上反映，但基于对自身政绩的考量，县市一级往往都选择性上报，有时甚至大事小报或瞒报。这导致本来应当是牵头协助基层解决问题、帮助上级及时了解基层困难的中间层，成了“隔绝层”“梗阻层”。一些问题由此长期得不到解决，非常容易形成“堰塞湖”，对稳定和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难点四

　　“非常”滥用：非常反常，却成了日常

　　“如果一周让我休息一天，能够陪陪家人，处理点自己的事，我的幸福指数能提高60%。”一名80后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清明节，他所在的镇全员防火没有放假，节后上面又布置了一个“百日攻坚”活动，他们白天干活、晚上调度，连续一周多没有回家。

　　除了加班成为常态，在基层，还有很多非常手段、非常方式常态化的现象。如：“非法施政”常态化，在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基层干部长期充当着拆违、治污“排头兵”的角色，不少乡镇被告败诉后仍不得不坚持“非法施政”。

　　还有一些地方患上了“亮点依赖症”“创新强迫症”，认为日常工作干得再好也是应该，非要玩点“花活儿”才算成绩，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不仅加大了基层负担，还可能忽视了主业和日常工作，引发群众不满。

　　“非常反常，成了日常”的背后，往往存在治理评价标准的走偏和反常。在有的地方，加班成为常态，并不是活多得干不过来，而是领导认为这样才算认真工作。有的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领导的“创新期待”，整天琢磨怎么“造典型”“树样板”，原本应为百姓服务的普普通通的日常工作，屡次被要求“创新出彩”，陷入“创新陷阱”。

　　一位乡镇干部举例说，上面让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本来应该各村齐头并进，可是有的乡镇把有限的资金、资源集中包装一两个村，其他村不管不问。县里非但没有批评这个乡镇，反而频频领着上级单位到包装的“花瓶村”观摩，对该乡镇的工作高度肯定，那些整体推进“正常干活儿”的乡镇却备受冷落。

　　难点五

　　担当走偏：做官有一套，做事缺办法

　　中部某市去年开展黄标车治理，本是一件大好事，但上头出台的文件要求当年全部清理完毕，不然绩效考核排名扣分，最后演变成为一半以上的黄标车被假治理的闹剧。

　　半月谈记者从部分县区了解到，这份文件完全是上级部门不考虑实际情况和乡土人情，不进行深入调研和听取基层情况，在办公室里凭借想象的美好愿望制定的。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情况，希望能够调整，给予基层一定弹性，但上级最终没有听取这些来自基层的意见建议。

　　最终，为了完成任务，部分基层不得不直接让交警队注销车辆，但车子实际上还在路上跑，成为黑车。而且，当地已经发生黑车出车祸事件，伤者无法得到合理赔偿，肇事者无法使用保险，因而变相成为政府掏腰包补偿。

　　多地干部认为，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的行政体制，上级政府较多利用各种体制内的责任书、考核目标形式，对下一级政府进行考核，而下对上、社会公众对政府评价的机制性约束、激励却很少。在“对上负责”的责任体系下，治理中出现偏向做官逻辑而非做事逻辑也就见怪不怪了。

　　中部某市推进产业扶贫，市领导要求加强典型示范引领，到了县里，领导就要求相关部门和乡镇尽快做出成果，打造成典型。具体实施的干部叫苦连天：“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有这个经验，有那个创新，其实更多是拿钱堆出来的，不具可复制可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