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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讲，资产性收入并非企业主个人收入。费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曾给收入下过定义，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意思是，货币只有当人们用于购买食物、衣服、汽车等进行享用时才成为收入，没有享用的货币，是资产或财产。如某企业主一年进账100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980万元用于投资。按照费雪的定义，20万元是他的收入，980万元则是他的资产。

　　不难看出，费雪是将收入定义为个人消费费用。现在的问题是，比较收入差距我们应选择哪种口径的收入？在我看来，选择何种口径的收入要取决于比较收入差距的目的。当年马克思选择用资本家利润(剩余价值)与工人工资作对比，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唤醒工人推翻资产阶级。而我们今天研究收入差距的目的显然不同，是为了给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提供依据。

　　正因为目的不同，研究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用利润与工资作比较。前面说过，利润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的资产虽为企业主所有，但主要不是用于企业主个人消费。恰恰相反，企业资产越多，创造利税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主资产也是社会资产，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利润算作企业主收入。

　　请读者思考一个问题，将利润算作企业主收入，除了夸大收入差距还有何实际意义？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能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我国目前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这里要特别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所作的一项研究。他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来自收入，同时也来自比较的参照。上世纪70年代，美国居民收入和二战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据他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战后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美国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战前。此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我们要调节收入差距，但也不能过度夸大收入差距，否则就会对社会产生消极后果。

　　调节当前收入差距：应从兼顾公平效率角度施策

　　我们不能夸大收入差距，当然也不能否认当前存在收入差距。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政府必须重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何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体会，就是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调节机制。

　　毋庸讳言，追求公平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作过这样的讨论：把一群人送到一个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未来，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分配制度，他们会选择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罗尔斯推测，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罗尔斯作此推测显然不是主观臆断。有事实为证，原始社会的分配其实就是均等分配。

　　对人类为何倾向于均等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做过分析。他说：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能增进社会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穷人手里一元钱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里的效用大。富人增加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减少一元钱也无伤大雅；可对穷人来说，增加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减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于是他得出结论：将富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必能增加社会福利。

　　上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观点广受好评，并一度影响过西方国家的分配政策。可后来由于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患上了“福利国家病”，庇古便遭到了众多的质疑和反对。有学者批评说，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绝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经济发展就会停滞，最后富人都会变成穷人。

　　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帕累托最优状态”。其含义是，在既定分配状态下，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便无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最优状态。反之，若不减少任何人的福利却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则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指出，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能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