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庆山:不做安妮宝贝之后(3)_生活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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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庆山:不做安妮宝贝之后(3)

  外界批评故事模式化,她辩白,日光之下无新事,每个人的生活无非是情爱、父母、家庭、个人发展这些。她习惯从人与人的关系与自我观察切入,与时代相比,更关心人心内部。她的生活简单,不爱交际,兴趣不在现实生活,生活中不看报纸、杂志、电视。她会定期闭关,闭关期间不与外界来往、接触。“这是集中地面对自己内心,清理和整合各种觉悟的好时候。” 刚到北京时,她住在三里屯,现在索性搬到郊外,闲时在家做家务、种花、喝喝茶、做手工、收集古老的珠子,都让她感觉放松。

  “作家需要的不是庞大的信息,而是敏锐的感知。” 庆山认为,尽管不工作,她阅读、旅行、听闻,也可以保持与世界的接触,她与陌生人之间的问答、书信,可以直抵人心深处。但某种程度上,去信的读者与作者因为分享相似的体验与关心,构成了认知上的封闭。“日光之下无新事”也有可能是因为接收的信息大部分是某个向度重复增强的反馈,这是也许作者本人都未曾察觉的问题。

  这种对远方的好奇与自发的行动,从童年就有端倪。小时候春游,其他小朋友跟着老师朝山上爬,她看见了路旁的杜鹃花,想不通为什么要跟着一群人爬石梯,一个人脱队去山谷漫游,被老师寻过来,严厉呵斥。十六岁,她幻想可以离开家,去哪里无所谓。她常常一个人逃课,坐大巴去附近的城市待一天,在景区的湖边呆坐一下午。

  对远方的向往里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她曾觉得自己生活的家乡闭塞,周围的人们只关心俗世生活,而自己不属于那里。苦闷中她开始在网上写一些风格颓废的小故事,情绪锋利却不乏真实,激起了读者的共鸣。

  文字为她带来离开银行的机会,她不顾父母反对,辞职离开家乡,辗转于南京、上海、北京,在杂志与网站当编辑。2001年,她漂去北京,那一年她27岁。不久她辞去最后一份工作,成为完全独立的写作者。“瘦,短发,精力充沛,内心无凭靠”,在散文中她这样自我描述,经常写稿整日,半夜十二点下楼,去超市买个三明治回来吃。

  当大城市从曾经的远方转化成此时此地,它对庆山的吸引力也迅速消退。雾霾、交通阻塞、人心冷漠、欲望泛滥,这些年她在散文中与小说里,不断批评这种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也引起了争议。

  旅行变成离开的另一种方式。徒步深入山区,观看生活在边陲的人们,物质条件艰苦,与外界不通信息,让她看见世界上人们存在方式的巨大差异。二十几岁,她偏爱东南亚的旅游地,热带生命力蓬勃,喧嚷热烈的人世对长期独居的都市人是一种抚慰。现在她喜欢尼泊尔,印度,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这些地方心灵磁场强烈,能够带给人净化和增进心灵力量。”

  古书是她心中另一个“远方”,庆山觉得自己需要的感受纯度很高,普通的人或事物无法提供这种纯度,但在书中有。“古代的大量哲学、宗教文明、圣贤与智者,他们留下很多记录,留下真理与智慧。”通过学习、实践将书中的智慧化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纯度很高的生命体验。是现有的时代无法提供的。”

  在她的小说里,古都、远地、乡村都化身成与现实对照的乌托邦。那里,世俗与宗教生活并存,人们还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生活不富裕,但神态安详,内心平和,不似大城市这般人心沉沦。她在《夏摩山谷》里描绘印度,“即便表象无序与混乱,内在保持平衡。”而印度人“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就可以与外界相安无事地活下去。并且神态安静。”早在多年以前,西方的旅行者也曾将遥远的东方理想化为解决自己文明种种病症的场所。而如今,庆山所做的似乎差不太多。

  《夏摩山谷》写完后,她计划再一次从云南或从成都进藏。她强调,要按地图的路线,搭乘当地交通工具,一站一站往前走,尤其是,要住在沿途陌生村庄或小镇。三年前,她这样走过,最后抵达拉萨。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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