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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舞厅待了三年，张金宝和两个伙伴藏在火车座椅之下来到长春，跟王永福一样，张金宝起初在长春火车站捡瓶子，顺道跟来往的乘客乞讨要钱。“捡瓶子只是我的表面工作，实际上是捡点破铜烂铁，趁你不注意拿走了，不算是偷。”

　　唯一值得说道的是，他在长春人防商场乞讨，一个老太太磕了一天头，没讨到钱，张金宝把自己碗里的钱给了老太太。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记者拍下来，登了报纸。记者问他，你也是讨钱的，怎么把钱给了别人？张金宝说，“她饿了一天，我年轻，一顿饭不吃无所谓，底层的人可怜更底层的人。”多年后，他得出结论。

　　距长春1700公里外，杨海军早已是蚌埠火车站的“大哥”。杨海军居住的桥底俨然像一个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应俱全。一大早，他带着28个小玩伴一起捡破烂，傍晚运到废品收购站，挣的钱买米买菜，杨海军主厨，米菜油盐一起倒进锅里，点着柴禾，饭就得了。

　　冬天杨海军睡在集市上做煎饺的泥巴炉子里，除了满身是灰，前一天的余温足以抵御冬夜。长春的张金宝一到冬天就摸井盖，井盖发热，底下就是热力管道，蜡烛照明，一米多高的空间，20多度的温度，脱了衣服就能睡。唯一不舒服的是，管道上包着玻璃丝棉保温板，扎得张金宝浑身刺挠。

　　最难的是找工作

　　“谁不想有一份正经工作呢？”王永福知道他在北京火车站的工作并不体面。

　　在王永福生活的大约24年时间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王永福看到铁轨上的绿色火车逐渐被一闪而过的白色高铁动车所取代；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网吧上网刷身份证，用工要签合同……

　　可王永福的生活一直是停滞的。社会规则的夹缝越来越小，他终于意识到，火车站别人随手掏出来的那张长86.6mm、宽54mm、厚0.9mm的卡片对他有多重要。他再也不能趴在火车座位下逃票，手机卡、银行卡、支付宝都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的，他用一张捡来的身份证办卡，被拘留了5天，他去网吧上不了网，只能站在椅子后看别人玩一种叫地下城与勇士的游戏，一脸羡慕。

　　眼下最难的是找工作。他羡慕警察，去找穿制服的工作，当保安，因为没身份证，公司不敢录取他。后来他去了黑工地搬砖，当黑保安，发工钱的时候，别人能领到完整工钱，他才领个零头，求告无门，又回到北京火车站谋生。

　　“给北京做贡献，也算是北京人了。”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他做好人好事。冬天，他看到天桥上一个老人要冻死了，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军大衣也是好心人送给他的，给老人披上。这是王永福第一次做好事，他还是不过意，又跑到肯德基买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这是他平常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送给老人。末了，他又拨了个110，让警察来帮忙。

　　甚至去献血。可没有身份证，献血车不收他的血。他就用捡来的身份证冒充别人献血。北京火车站广场献血车，医生抽完血，夸他是个有爱心的小伙子，王永福感到暖心，“你们需要血，需要眼角膜都可以找我。”他告诉医生。还有一句话，王永福说了一半儿咽回去了——“左右我是没有身份证的人。”

　　三年时间，王永福用一个叫“梅杰”的名字献了6次血2400毫升。他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梅杰”的身份证和三本献血证。怕弄丢了，鲜红的献血证放在干姐朱小可(化名)家里。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他唯一的证件。

　　朱小可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以前在火车站广场卖水，时常看到王永福跟人打架，“他觉得自己是江湖义气，其实是傻，我后来知道他是没家的孩子，开始同情他。”

　　有一次王永福跟人打架要赔钱，他给所有的哥们儿打电话借钱，没有一个人肯帮他，“哥们儿说，咱们车站认识的，车站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只有萍水相逢的朱小可半夜给他送来了500块钱。这是这么多年来，王永福第一次感受到温暖。他当即给朱小可下跪，认她当姐姐，“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了。”

　　在长春火车站，伸手要钱的张金宝被人骂得面红耳赤，“要钱的时候，一个大妈嘿呼(方言，挖苦嘲讽之意)我，你一个大老爷们不缺胳膊短腿的，在大街上要钱，丢不丢人，害不害臊，还是个爷们儿吗？”他确实挺害臊，决定凭本事吃饭，去一家拆迁公司干拆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