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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东东枪在读过钱锁桥的《林语堂传》后感慨，“一生爱慕自由、追寻自由、捍卫自由的作家林语堂其实从未曾自由。”而钱锁桥觉得，林语堂有财务自由，也有学术言论自由，还能实践跨行搞发明创作，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要说林语堂比较可惜的地方，钱锁桥认为是其后期在美国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不该写那些为市场而写的小说，但他要维持生计，是情有可原的。”林语堂投入十多万美元成本制造“明快打字机”，最后因无人投产而欠下大笔债务，甚至变卖了公寓。“他是一个自由人、自由作家，那就得先挣钱养活自己，这是基本的，而不是靠官方养活。”钱锁桥说。

　　对于自由，林语堂始终认为，在中国的传统里有这一部分。他会举出晚明袁宏道、李贽做例子，再追溯，还有苏东坡。而林语堂在1947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不少评论指出，将苏东坡塑造得太过完美。钱锁桥在写林语堂传记的过程中，理解林语堂的角度，“苏东坡对他来讲，是中国文化产生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模板。而且这个模板，就是他写出来的这样的苏东坡。在他看来，苏东坡的精神是现代的、永存的，是在他身上得到的，就等于是延续的。这个就是自由精神。”

　　钱锁桥向《中国新闻周刊》谈及，林语堂创立的《论语》杂志社的一位助手后来回忆，说起林语堂在40年代回国时到重庆，整天谈的是国际外交，根本不理解身处抗战的重庆的文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状况。而钱锁桥看来，“40年代，好多左翼包括巴金都写得凄惨兮兮的，但是林语堂不是。可以说他的视野不在这，他关注的是国际外交，这个是决定战争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他是在前沿。”

　　1940年2月，林语堂决定回国时，做过长久留下的打算。他在给华尔希的信件里讲，要“作为一个普通个人回国，在后方从事建设工作，仍然保持一个作家的自由……”他想过“在《大公报》开一个英文专栏”“用英文写个系列，叫做‘来自重庆的幽默’”。他也做了心理准备，“我想战时肯定管制更严，但我可以接受，一切为了战争。不管怎样，我也会用中文写作了……”

　　只是，林语堂一家在“重庆大轰炸”时到达那里。之后，林语堂重新思考自己在战时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并就这个问题去信给宋美龄。三个月后，出于被动和主动的原因，他接受了“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虚职头衔，回到美国。

　　由于三十年身处海外，没有直接处于中国的环境中，晚年归国又是定居台湾，林语堂的爱国情怀屡遭质疑。但钱锁桥认为，林语堂永远都是一个亲历者，“可以说，他在国内本身就是隔空观察的。”出生于基督教背景的家庭，继而在圣约翰大学受教育，经历一个完整的西化成长环境之后，林语堂在毕业来到清华教书时意识到对传统文化的弥补和钻研——“所以他永远是在两边世界当中。他是既生活在里面，同时又有一定的距离。这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视角，中国现代性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视野。”

　　“叙述者永远都是要选择的。”就像林语堂写《苏东坡传》的时候其实在写自己，钱锁桥对用诸多素材呈现出的林语堂，也进行了自己的选择，“把自己的意识和东西放进去，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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