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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最后写得不算满意，钱锁桥觉得“只是从文本到文本”。关于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资料表明，在1925年底，林语堂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游行，也向警察扔了石头。他发表批判北洋政府的言论，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被政府列入第二批黑名单，而同在黑名单上的《京报》主编邵飘萍已被枪杀。国民革命后，林语堂不再热衷革命，投入对“幽默”文学理论的研究，但也因此被批判为与民族危难的主流战争意识不相符。

　　而在美国能找到的内容，更多只是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文本诞生的原因和背景他不得而知。“美国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研究，有几本书，只是讲美国人怎么看中国，比较泛。”钱锁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完博士论文，钱锁桥到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员，接着研究华裔美国文学课题，算是从林语堂研究项目中延伸出来的。曾经结识的哈佛教授维尔纳·所勒斯和其门下弟子尹晓煌对他的研究颇为支持。一次，尹晓煌告诉他，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庄台公司的档案，还没人去看过，或许有用。庄台公司是由哈佛毕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华尔希创立的出版公司，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多部作品由其出版。华尔希和他的妻子、著名作家赛珍珠也是林语堂的重要朋友。钱锁桥随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天天开车从曼哈顿到普林斯顿，查出他认为是最富增量的资料——流水账一样的文件里有诸多林语堂和华尔希、赛珍珠的往来信件，他一盒一盒地整理出来。

　　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赛珍珠曾凭借创作小说《大地》，先后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描写中国农民勤俭持家的生活，1931年通过庄台公司在美国出版后，美国读者反响激烈，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遭到批判，林语堂则在自己的《论语》杂志上表示对赛珍珠的盛赞。之后，林语堂被朋友引荐与赛珍珠见面，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赛珍珠立马写信把林语堂推荐给了庄台公司。

　　华尔希察觉到中国题材在美国有很好的出版市场，出版《大地》之后，准备策划推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是本讲中国文化和生活精髓的散文集。华尔希和赛珍珠通过写信跟林语堂沟通编辑意见。起初，关于原稿第二章的内容——痛批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乱象，林语堂对是否删去曾长时间犹豫不决，而华尔希非常喜欢，建议保留。在1934年7月到9月的信件里，林语堂先表示，“这一章，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之后，他几度考虑到政局不稳的原因，决定不发表，担心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并提及自己的好友也劝说不要发表。1935年3月15日，林语堂最终还是决定保留，意在“稍微删改”挪作“结语”。

　　武汉的新文化阵地《国民新报》的严厉批评随之而来，指责林语堂“卖国卖民”。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此的感受，“我早就料到这种东西，自卑感强盛的中国‘爱国者’专利。”但林语堂还是怕将这部作品译成中文，他告诉华尔希，“你能想象我用中文把书中写的都说出来？那我还不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了？”

　　“因为信件不可能说假话，你就看到了他的整个生活方式、脾性，很多东西都是反映出来的。”钱锁桥感到一下子开阔了眼界。但那个时候，钱锁桥还没想到要为林语堂写一本传记。

　　1999年，他去了趟台北，到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走了一次，发现没人管理，资料散乱。2000年后，钱锁桥到香港城市大学执教，碰上时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来访问，钱锁桥讲了自己的研究，龙应台邀请他到林语堂故居做驻馆作家。

　　2004年，钱锁桥在阳明山上待了一两个月，把馆里的资料整理了一遍，挖掘出一些有用的内容。“林语堂在美国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后，他就会付钱给一家公司，那个公司专门剪辑所有报刊上相关的评论给他，馆里就有这么一叠资料，能看出美国媒体当时是怎么看林语堂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后，他遇上台湾民间做林语堂研究的秦贤次，对方分享了自己手头的资源。

　　直到2009年，他回美国做访问学者，终于完成了首部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并于2011年出版。

　　自由的延续

　　首部专著完成前，钱锁桥开始想到要写一部林语堂的传记，“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之前二十年所收获的资料都成为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