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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这一年，郑榕29岁。他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焦菊隐时，焦菊隐说：“过去你是知道怎么在台上演戏，我现在要教会你怎么在舞台上生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生活。

　　“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个笔记本，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五点，下到现实生活里去体验，回去后把当天收获写在本子上，交给导演写批改意见。”就这样，郑榕演《龙须沟》体验生活两个月，《雷雨》六个月，到了《茶馆》，体验生活已成为人艺的传统。

　　对生活的体验，焦菊隐运用到了排演《茶馆》开场第一幕中，“第一幕茶客众多，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三教九流。”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听老舍读剧本读到这一幕，惊喜不已：“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如何表现好这一幕，焦菊隐和执行导演夏淳、设计王文冲反复思量，为了强调艺术的真实，设计了舞台上茶桌高低不等错落的摆放。此外，“《茶馆》有很强烈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是通过生活内在的发展规律形成的。第一幕开场是在茶馆里的群众场面，它造成一种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氛。”郑榕在其所著的《我与北京人艺》里，详细讲述了导演如何根据内容来调整节奏，“开幕时用强音，各桌谈论得极为热烈，有一桌谈道：‘洋人把县太爷绑在树上活活地抽死了！’吸引了邻桌的注意，静下来听，又吸引了另一桌，这时只听见这个桌上的谈话了。然后又嗡嗡起来。接着进来一个卖福音书的，大家对这人很不习惯，他走到哪桌面前，那桌就静了下来。这样等于给每桌拍了个呆照，让观众能有重点有顺序地把茶客都看过来。”这样的动静节奏，出现在《茶馆》舞台上，俨然一出美妙的交响乐。

　　焦菊隐还把京剧中的“亮相”用在了《茶馆》人物的出场中，“因为老舍在《茶馆》中多用的是画龙点睛之笔，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物，不容观众再等待半天才看出是什么人。导演和演员琢磨要像戏曲‘亮相’一样一上场就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这才有了观众眼里“连面部肌肉表情都印象深刻的庞太监”。

　　中国戏曲的表现程式正是千百年来从民族生活的独特方式中汲取和提炼而成的。当时的国外报纸评论《茶馆》里的演员：“每一位身上流的都是老舍剧中人物的血。”

　　焦菊隐和夏淳是话剧《茶馆》首演时的导演，在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老舍的《茶馆》经历了许多次修改、排演，衍生了诸多版本，然而唯有焦菊隐导演的版本最为经典，被大家约定俗成为“焦版《茶馆》”，而今每年在人艺舞台上演，一票难求的，也是焦版。

　　在人艺博物馆的陈列柜里，郑榕的日记本静静述说着那段历史。

　　3.“一定要把茶馆的文化演出来”——老舍

　　1982年，这一年，郑榕58岁。《茶馆》要被拍成电影，他第一次看到当年自己演《茶馆》的录像，“那时候三十几岁，对常四爷这个角色有偏见，觉得剧本中必须有一个说正面话的硬汉子，上了舞台，也就按照概念化的方式去表演，塑造了一个‘硬’汉子。”

　　看着录像里那个“张牙舞爪、高声粗气”的常四爷，郑榕羞愧难当，他忽然想起，一次看《茶馆》排戏后，老舍对演员讲：“茶馆里有着高度集中的文化。中国人是聪明的，在封建社会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只好钻研品茶、玩鸟、放风筝……在茶馆里可以听到各种新闻，学到各种知识，其中每一项都可以写出本书来，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你们一定要把茶馆的文化演出来。”

　　如何通过常四爷演出茶馆的文化味儿？

　　老舍的话首先启发了郑榕演《茶馆》第一幕。“那时候的常四爷是个旗人小官吏，坐茶馆是为找乐子去的，决不是为了寻衅斗殴。”郑榕改变了一上来就横眉立目的演法。“这是一场遭遇战”，他把与二德子的冲突戏处理成意外、躲闪、对英法联军的不满和最后交手时的临危不惧，“这样表现常四爷的‘硬’，就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的思想性格。”

　　老舍也曾提到父亲的死：一个普通的旗人库兵，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为保卫一个粮店而战死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家里人只拿回他的一只布袜子……郑榕又想起自己体验生活时在茶馆里遇到小心翼翼说话的老旗人满脸皱纹的面孔。“这又使我获得了常四爷的灵魂，《茶馆》看的是民族魂，而不是看热闹，常四爷也是有灵魂的。”